羊城晚报:《归海》讲述了在加拿大生活的袁凤追忆母亲袁春雨身世的故事,请问写作初衷是什么?
张翎:《归海》是我计划中的《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劳燕》。
为了维生,我在北美做过十七年的注册听力康复师。在我的患者中,有许多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我和这群人有过多年接触,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战争和灾难遗留的长久影响,他们让我思考“创伤”的话题。灾难的“溢出物”可以辐射流淌到世界任意一个角落,正好有一片流到了我的工作场所。我就把这些印象和灵感移植到了自己的母语写作中,OB视讯app于是就有了《归海》这部小说。
张翎:和《劳燕》一样,《归海》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之上的虚构故事。《归海》里的袁春雨,是一个典型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这个人物和她的遭遇,是许多战争幸存者的故事的缩影,她是完全虚构的,OB视讯app同时又是完全真实的——虚构的是人物,而事件和人物的情感,则是完全真实的。
羊城晚报:《归海》是您第一部用英汉双语写作的作品。第一次尝试用英文写作的感受如何?
张翎: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学英美文学的,用英文写一本通顺的小说想来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我从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坚持使用母语,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母语可以抵达我心目中的那个“传神”境地。再熟练的外语,至多也只能做到“达意”。
在用英文书写的时候,整个构思过程就是用英文思考的。除了遣词造句、意象和比喻的不同之外,中文书写中很多烘托和铺垫都是围绕着故事核心层层铺展的,而在用英文书写时,就要考虑如何以英文读者习惯的方式铺陈情节。另外,由于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知识点各有不同,对小说历史背景的详略设计,也是很不相同的。中文读者很熟悉的历史事件,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完全陌生,反之亦然。这些方面的考虑,是用第二语言书写的人必然面临的挑战。
羊城晚报:这是一种跨越国界民族、省思战争创伤的写作,这种超越在今天有何启示意义?
张翎:整个20世纪都是灾难战争不断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并未赢得长久而稳定的和平,地域性的摩擦一直都在发生,最近的俄乌战争、加沙战乱就是例子。
由于交通和通信科技的高度发达,战乱对人产生的影响比以前更加容易地“溢出”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在这个时候反思过去,对今天和未来有着警示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春雨在抗战中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往事。她的遭遇,可以使我们理解和关注战争创伤给几代人留下的长久影响,警惕战争的再次发生。
羊城晚报:从《劳燕》到《归海》,您都描写了女性对于战争伤痛和耻辱的隐忍。女作家注定是女性视角吗?
张翎:女作家是一定会产生女性视角的,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但女作家不一定完全固定在女性视角上,她还可以有“普世”的超性别的视角。
张翎:“遮蔽”和“自蔽”是视野和惯性思维的问题,和性别不一定有关系。对一个作家来说,真相本来就是主观的观察结果,所有世界上的文学表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主观的,因为观察的本质就是主观的。无数个主观视角得到呈现,事件和记忆就变得丰满而多面。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主观,也宽容地接受他人的主观。
羊城晚报:一直以来,“失根”与“寻根”都是众多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主题,但您的写作似乎无意过多关注这两种关系的辩证,而是聚焦历史中个体生命的伤痛。为什么?
张翎:这可能和我开始写作的时机有关。我持续性地发表作品时,已经在海外生活了一长段时间。我在维生的道路上走了很久,当我终于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持写作时,我已经相对安全地度过了文化适应期,移居早期的那些激烈的情绪,已经得到了缓解和平复。再者,我开始写作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大发展,通信和交通变得轻省而容易,我可以和国内的亲友们保持密切而即时的联系,也可以随时回国,甚至待一长段时间。地理阻隔不复存在了,就很难再产生余光中年代的那种乡愁。
张翎:在处于写作状态时,我一般早上醒来(其实已经接近中午),不洗漱不吃早饭,立刻坐下来开始写。写一段落,再吃个早午饭,稍事休息,午后再写两三个小时,就收工了。晚上不再做“输出”的事,只做休息和“输入”,比如看电影、看剧、读书,或者和朋友吃饭聊天。我一天写作的时间不长,从不干涩地写,一旦感觉滞涩,立刻就停下来,等待着灵感再次找到我。每天也不把灵感写完,留一口气给明天。
张翎:年轻时说“自救”,是觉得自己被倾诉的欲望逼到墙角,不抒发不行。现在说“自救”,是有感于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在如此分裂动荡的大时代里,写作是我唯一的“定海神针”,保护我不被恐惧和不安吞没,让我在遮天蔽日的不确定中,找到一样确定的事,能够不被眼前的纷乱所动摇疑惑。
羊城晚报:您此前说过在创作《劳燕》时已有写“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想法,如今是否已在进行第三部的写作?预计何时推出?
张翎:最近去东非待了一个多月,有很多冲击和灵感滚滚而来,会先完成一部关于非洲的散记,然后回到第三部的写作。
张翎:流通汉语的国家和地区应该都有我的读者吧,我所居住的多伦多城市的图书馆里,就收藏着很多我的书。
张翎:我很习惯长时间的独处,一个有事情做的人是不太会感受到孤独的。OB视讯app不是因为不孤独,而是因为没时间感受孤独。
羊城晚报:在《金山》中塑造“金山伯”形象时,您多次到广东采风调研,能否分享您在广东的经历和感受?
张翎:为《金山》我曾几次到广东采风,说起来也是十五六年之前的事了。即便在那时,我就发现广东人是最具有“国际范”的人群,倒不是因为他们穿着和谈吐的时髦,而体现在他们对待人际关系边际的态度上。广东人宽容务实,在工作就事论事、不过于情绪化、不讲大道理。在大变化来临时,有一种超然事外的镇静,“饭照吃,舞照跳”。在我来看,这是一种参透世事的人生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