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由《文艺报》策划讨论并给出的“2023文学关键词”，我们会发现，不论是“AI写作”，还是近年来持续流行的“素人写作”，这些新的风向标，都在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判断：文学现场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边界，而这种建立是向外的，并试图与当代现实生活保持一种追问的关系。要知道，2023年不仅公布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并且在这一年中，莫言、贾平凹、格非、毕飞宇等名家都曾携自己的新作返场，但是反观“关键词”，这些“盛况”似乎并没能构成2023年的“重点话题”，反而是文学破圈行为，成为了识别年度文学现场的一项重要标签。

　　如果说“AI写作”获得持续关注，是因为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外部危机，那么“素人写作”和“被标注的身份/写作者”能够成为热点并被列入“关键词”，则是大众传播媒介努力的一个结果，并且这种努力得到了出版方和普通读者的共同支持，从而使得普通人的写作行为得到了特别的关注。之所以强调大众传媒的努力，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来，“作为素人的写作”始终是我们今天回顾文学史时无法绕开的重要一环，如果忽略了当下文字作品的传播路径，那么“素人写作”这一热点难免会给我们造成一种“浮事新人换旧人”的幻觉。其实无论是周作人于1919年在启蒙意义上对“普遍和真挚”的平民精神的呼唤、文学研究会于1922年发起的“民众文学的大讨论”，还是三四十年代“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双向再启蒙，以及接踵而来的工农兵文艺实践，素人文学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应有之义，只不过在“告别了革命”的年代，是新媒体写作平台和出版市场重新将素人写作者领入了大众读者的阅读视野当中。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时代，关于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等相关话题的讨论，都曾为写实文学提供过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案，但是伴随着纸媒的衰落和“纯文学”在阅读市场上的退潮，知识分子和专业作家始终无法突破“代言人”身份的外延，使得所谓的“素人写作者”的走红更像一次“异军突起”。

　　实际上，今天“素人写作”热潮的形成与新世纪以来各大网络写作平台的推出最具亲缘性。“‘人间’工作室”栏目创始人关军在一次采访中说：“当初最早并不是要做这么一个平台，那时网易还有很多《南方都市报》过来的媒体人，他们是做新闻的。大家更偏向于做一个特稿平台，招募记者，通过网易来开发。后来发现这样行不通。因为互联网媒体尤其是门户网站不习惯付费获取内容这种路径，养一大批记者写特稿，投入产出有点不太成比例。而且网站需要日更，你想得养多少人才能支撑这样一个平台啊。所以后来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开始搞面向普通人的征稿，很快就有大量稿件资源过来，慢慢把这个平台撑起来。”［1］据了解，OB视讯注册2011年至今，该平台已制作了400多期“在人间”故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故事主人公以第一人称“我”来书写的。当我们关注到“人间the Livings”“谷雨故事”“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这一类直接对接了“素人作者”和大众阅读者的平台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由于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学的时代在这些非虚构平台搭建之前就已经开启了。大到由资本控制的网文网站，小到可以让网友无限次发表“小作文”的微博、QQ、微信等社交软件，其实都在完成并满足大众对写作的想象。

　　可以这么说，“小主语”式的写作并不需要得到传统文学生产方式的认证，因为一方面，大部分所谓的“素人写作者”所依赖的平台更类似于有一定市场导向的“工作坊”，而不是设立了一定投稿门槛和审美取向的文学刊物；另一方面，这类作品其实很难被放在“文学”的标准下进行衡量，甚至面对这一类文本，任何关于“何为文学”或者“文学为何”的讨论都是不必要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作品认领了哪一种文学文体、继承了哪一种写作范式，而在于只有回到“表述自我”这一写作行为本身，我们才能在一个有效的维度上来谈素人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维度其实就是由广大写作者和传播媒介的同频共振来开启的，而这个维度的生成已经暗示了全民写作时代的到来。

　　所以不难理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将“素人写作”列入“关键词”、并在两会上就改善基层写作者创作条件问题而呼吁“文本面前，人人平等”的背后，其实是一次文学界对“素人”写作生态圈的邀约。这种邀约有非常积极的一面，面对一个流量为王、内容为王、运营为王的时代，很难说广大写作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不是暧昧的。不论是“素人作者”所写下的生活和生命状态，还是他/她们为写作所投入的时间精力，都是极为有限的；不论这些真实故事书写了哪一个阶层的当代现实，相应的阅读市场也总会有饱和的一天。当“素人作者”的写作生命难以跟上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介时，不能否认，“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的旧戏依然有可能重演。所以文学界的邀约其实为“素人写作”提供了部分保障，比如激活为基层写作者设立的创作和出版资金项目、进一步扩大文学评奖通道、为基层写作者加入作协提供便利、将市县两级作协纳入编制等，都是2024年文学界代表为基层写作者正名的两会声音。在今天的文学制度下，这样的声音的确能为素人“表述自我”的写作行为提供一种保护。

　　实际上，“素人写作”不过是“平民文学”在后疫情时代的一次“重新落户”，其背后所涉及的写作伦理、接受美学，以及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都在提醒我们，“作为素人的写作”其来有自，但是在承认他/她们的写作实践的同时，如果不将“素人”这一概念本身、“素人作者”的写作背景以及创作谱系纳入思考，OB视讯注册那么这一文学现象或时代热点，最终也只会沦为一次来自不同文学圈层的相互围观和相互让步。

　　当下文学现场对“素人”概念的理解，一方面是宽泛的，凡是那些没有文学专业背景的人，通过记录自己的想法和生活场景来表述自身的文字作品，都可以被放入到“素人文学”这一命题中来；但另一方面，这种理解也陷入到一种被不断固化的危险当中。按理说，“素人写作者”的范围和数量，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极其庞大且不容易被定义的，正如项静在对“素人”一词进行了词源考据后所说，“素人写作包含有非专业和普通人写作的意涵”［2］，但近年来在文学现场频频亮相的“素人写作者”，却几乎都被贴上了极为有限的标签：“矿工作家”陈年喜、“农民作家”单小花、“外卖诗人”王计兵、“家政女工”范雨素、“快递小哥”胡安焉……可以看出，大众读者对“非专业写作者”的期待，正在逐渐转变为一种对基层作者或草根作者的想象。

　　如果从“非专业写作者”的角度来考察目前活跃于图书市场的这些所谓的“素人作家”，我们似乎无法得出“他/她们是文学素人”这样一个结论。比如说2023年图书出版界的“黑马”《我在北京送快递》，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集，它在出版以来曾连续9周位居豆瓣热门图书总榜NO.1，并获评豆瓣2023年度图书NO.1、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NO.1，而它的作者胡安焉，在面对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时，就明确表示过自己对素人身份的怀疑：“王计兵在出书之前，已经写了二十几年，发表过很多作品，甚至拿过一个诗歌奖，这怎么能叫做‘素人写作者’呢？我也写了十几年，发表过不少作品，早已不是素人，但也不是作家——我认为作家是在写作上获得公认和较高成就的写作者——我对真正的素人写作者没有什么看法，主要是我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缺少个人或精辟的见解。但是现在我粗略地想了一下，网络的普及确实让像我这样的写作者，以及真正的素人写作者，有了更多被发现和看见的机会。或许以后随着更多的思考，我对此会有更深入的认识。”［3］

　　考察胡安焉的个人写作史，可以发现，在2009年到2011年间，他在脱产写作的状态下，完成了十余部短篇小说，共十来万字。2010年胡安焉注册了黑蓝论坛账号，此后他担任过论坛小说版的客座版主，并参与编辑网刊，小说《南瓜布丁》收录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于2014年出版的小说集《黑蓝：中国小说艺术的高度》。而《赶时间的人》的作者王计兵，在1990年代就发表过十几篇微型小说，2009年开始，他用电脑写作，并有部分诗歌得以发表。直到2017年王计兵加入徐州市作家协会时，距离他作为外卖诗人大红，仍有五年时间。《炸裂志》的作者陈年喜在高中时期便开始写诗，写作早期有作品发表于《陕西日报》《诗神》等，2010年开始，他将诗歌作品发表在网上。纪录片《我的诗篇》的导演秦晓宇，在博客上读到了诗歌《炸裂志》后，决定让陈年喜担任《我的诗篇》的主角。在《炸裂志》出版前，陈年喜参加过由四川卫视打造的原创诗歌文化类节目《诗歌之王：第一季》，到过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甚至作为“矿工诗人”做过演讲。2017年，陈年喜到贵州某风景区任文案策划，主要写软文、讲话稿和新闻稿。同样的，《我在上海开出租》的作者黑桃，读书期间曾在征文比赛中获奖，后来在山西某杂志社做过编辑；《秋园》的作者杨本芬，年轻时就是《十月》《当代》等文学刊物的读者，1970年代她的作品曾被县文化馆录用；《吊带裙》的作者邬霞，初中辍学便进厂打工，在流水线工作的四年时间里，写完了六部长篇小说，后来还在广东鲁迅文学院参与过学习……

　　何以如此耐心地梳理所谓“素人作者”们的写作轨迹和入场走势？我想借此说明的是，严格来说，这些作者可能并不能算是文学素人，最起码在近几年爆火的“素人写作者”中，有一部分作者在他/她们原本所处的文学生态圈里早就有过写作行为并始终选择坚持。相比之下，范雨素更符合“非专业写作者”的定义，她做过民办教师、地摊商人、育儿嫂，也读过狄更斯、高尔基，以及知青文学，但是直到2014年，皮村文学小组老师张慧瑜将她的习作《名字》收入授课PPT后，范雨素的文字作品才算被他人看见，此后，《我是范雨素》在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登出，文章突破百万点击并持续获得热度和关注。可以说，范雨素更接近“素人写作”对写作者的标准定义。但是问题并不在此，既然今天的很多“素人”写作者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素人”，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对写作者身份的纠结实际上属于一种对于身份正确的假想呢？

　　我认为不论是非专业写作，还是普通人写作，这些概念都只能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定义一位写作者，“素人写作”应该是并且只能是一位写作者的暂时状态。否则，新时期以来，光是在文学刊物上有过发表经历的写作者就已经不在少数，而借助文学网站、报纸、征文比赛等途径现身的写作者更是难以计数，更别说那些坚持写作多年但却始终没能登上纸刊的传统投稿者，在如此庞大的写作者基数中，要是按“素人”和“非素人”这样的概念进行划分，我想将会形成一道十分“奇特”的文学景观。今天不再常提的“打工文学”，在新世纪前后的文学现场具有相当的热度，在那个“盲流”“民工潮”“下岗潮”的年代，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打工作家”。按理说，“打工作家”的写作行为与今天的“素人写作”一样值得尊重和支持，但不可否认，当年打工文学中的多数，如今已经很少被提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十月、郑小琼、陈再见等人是幸运的，他/她们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能够被看见，而且还因为超越了自身的标签从而真正被主流文学接纳。但我想说，如果一个写作者的命运就是让自己的作品接受这种优胜劣汰的话，OB视讯注册那么对于他/她们来说，比起命名正确，一个完善健康的文学生态圈是否显得更为必要？像《那儿》《高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神木》《铁西区》《钢的琴》一类的文艺作品，已经成了人们口中一个时代的代名词，但我们同样需要知道，在这些作品创作的同时，在纸刊、网络、墙面、抽屉里的笔记本中，有一伙无名者曾像曹征路一样思考，像贾平凹、迟子建、刘庆邦一样写作。文学生态圈应该通过承认每一种写作事实，来为写作者提供一种保护，而不是借助对标签的想象，使作者们陷入“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角逐当中。不难理解，拘泥于“非专业”和“普通人”的命名，也许是如今读者大众对专业化的（也包括学院式的）和精英化的写作者们的一种躲避，这当然具有反拨和校正的意义，但正如张定浩所言，“文学写作相较于其他职业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职业性与业余性始终是在相互转化中的”［4］，如果以命名为导向去辨认一位写作者，那摆在我们眼前的，不过是看到标签之后的联想，是“人的文学”的反面，这和如今网络上的玩梗文化实在没有很大区别。

　　所以当评论家何平给出“被标注的身份/写作者”这样一个年度关键词时，我们应该格外注意。如果说韩敬群等人所呼吁的对于“素人写作”的支持，是优化文学圈层、拓展文学版图的一种有效途径的话，那么“被标注的身份/写作者”更像是对全民写作时代的文学现场的一次提醒。诚然，被标注了身份的写作者，本身即暗示着大众对他/她的期待存在一个边际。在陈年喜、王计兵、单小花、范雨素、胡安焉等人的姓名前，一味地强调基层作家的身份，很可能使得更多的写作者被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阅读期待所鼓励，而这种鼓励随时面临着固化的危险。固化之后就是趋同，进而衰败。毕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相信，他/她们提笔写作是因为真的有话要说，而不是出于一种单一的身份意识和阶级情感，所以说“素人写作者”本身就很难被定义，更别说通过一个标签就能将他/她们的作品进行识别、分类。

　　可想而知，当我们面对一本接一本的以“我在哪里做什么”为名的新书时，我们的阅读入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标签来提供的。虽说大众读者有时候的确需要如此一种“被标注的身份”来作为阅读的指引，但需要警惕的是，这种看似站在了素人、平民、弱者一边的阅读选择，本身就具有“反文学”的一面。在全民写作的背景下，每个人都可以提笔表述自我，被发表、被看见、被认可的途径也相当多元，但必须注意到，文学市场化往往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大众审美，反而是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始终在影响我们对于写作行为和写作事实的判断。从这些意义上说，“素人出书”并不代表素人的文学实践真正得到了承认，反而说明了是普通人的生活，在今天的阅读市场上占有更大的“流量”，一旦文学现场局限于“出书”“爆火”“出圈”，那么最后受到损害的，依然是当下时代写作者中的多数，而“被标注的身份/写作者”背后的命名冲动，正在加速这样一个过程。

　　《天涯》2024年第4期，在推出杨本芬、陈慧、王计兵、邬霞等人的散文时，做了一个在我看来特别必要的说明：“细究他们的文本，可发现这些文字都有着鲜明的‘自述’性质，这是对‘被代言’的不满，更缘于讲述自身的强烈冲动，这是一种‘自述式写作’——我写我，我只认可自我的讲述。他们是退休人员、菜市场摊贩、快递员、自由职业者、家具安装工等，普通人的身份，提供了叙述的新可能。普通人以自述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叙述，是个人史、社会史和人类史相互印证的过程，也是个体锚定历史坐标的尝试。故此，该小辑名为‘自述式写作’散文小辑。”这样一份说明需要十足的勇气和见识，因为它不仅回答了《天涯》刊发普通写作者作品的合理性所在，同时也立足于文本，以一种“去标签”的姿态对这一类“自述式写作”做了承认。如何平所说，关键仍在于“回到去发现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去发现这些个体写作和同时代写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历史逻辑上，进而考量他们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何种新的可能。”［5］新的可能意味着新的增长点，从全民写作的向度上来说，这个增长点应该带动尽量多的“小主语”参与到当代文学现场中来。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当然会知道，如今的文学热点，甚至如“关键词”一类的年度文学现象，在未来很有可能仅仅是文学版图上的一个坐标，但对于当下的写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能否“被对号入座”，而是能否用写作行动来证明：在全民写作时代，自己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所以只有当我们从文学现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当下时代的“活的文学”，我们才能够发现，“素人”也好，“非素人”也罢，写作者和文学的关系并不是作品和文学圈、文学市场的关系，也不是读者和“被标注的身份”的关系，而是写作者自身和世界的关系。因为大家所共处的文学现场，本身就处于一种动态范围当中，而在全民写作时代的前提下，越是那些在写作上“晚熟的人”，实际上越不需要一场“看似迟来的命名”。

　　［1］游天龙，张海静：《对话网易“人间”工作室：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兴起与发展》，《魁阁学刊》2022年第2期。

　　［2］项静：《素人写作：特别的时代文体》，《文艺报》 2024年5月15日3版。

　　［4］张定浩：《批评的准备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