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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的上海童年时光:家庭穷困潦倒但萌发出写作的火苗OB视讯注册

  已故作家、编剧琼瑶童年时代曾与家人一起旅居上海一年多,期间因经济困难,家庭生活十分艰难。说着一口四川话的她和弟弟们,入读小学后,在适应环境上也遇到很大困难。但就在这段时间里,年少的琼瑶游走于十里洋场,萌发了创作的火苗。琼瑶自传《我的故事》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日子。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琼瑶1989年7月首次出版自传《我的故事:雪与火交织的人生》时,这样描写她童年时看到的上海。

  琼瑶生于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军民刚刚在台儿庄战役中重挫日军,OB视讯官网发表《论持久战》,提出中国人民要以大联合抗击侵略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琼瑶一家长期处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琼瑶父亲陈致平是同盟会成员、民国元老陈墨西次子,毕业于北京私立辅仁大学历史系,1937年因日军侵占北京,转入成都私立光华大学、国立同济大学任教。陈致平一生坚持书生本分,从未放下教鞭。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冬,陈致平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随同济大学一起从李庄临时校园迁回上海。教员们被安置在外白渡桥附近的金山大楼,这里是同济大学租用的宿舍。琼瑶和两个弟弟入读上海市第十六区中心国民学校。

  上海的生活开支大,陈致平一个人的薪水需要养活全家6口。旅居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面临经济困难,琼瑶的母亲袁行恕后来也到中学当老师挣钱贴补家用。9岁的琼瑶因此经常放学后要跑步回家,代替母亲照料幼小的妹妹。

  金山大楼现地址为黄浦路43号,实际位于大名路临街,是一栋清水红砖外墙的6层建筑,6楼有明显的加建痕迹(琼瑶记录也为5层)。这栋大楼是礼查饭店(现为中国证券博物馆,曾为蒲江饭店)的附楼。大楼建于1908年,本是旅馆建筑,每层有28间标准客房。1937年,一二层被改造为商铺和附属用房。

  琼瑶在自传中提到,当时一家人分到4楼的一间房,“每一间都是一样的,附带一间小小的浴室,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上厕所要到每层尽头的公用厕所。6口人住起来也非常拥挤,房里只有一张床。父亲在大书桌上批改考卷,晚上把棉被一铺,琼瑶和弟弟就睡在上面。母亲在浴盆上搭块板子,买来炉子,生火做饭。隔几天,她就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地长大,衣食住行样样需要钱。”在沪期间,吃住开销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住在雅尔培路(注:今陕西南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的大舅一家,给琼瑶一家提供了很重要的物质支持。

  琼瑶母亲袁行恕也出身望族,其父亲袁励衡是著名银行家,1908年参与发起创办交通银行,为首任行长。袁行恕的大姐袁晓园是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四妹袁静是著名作家。袁行恕与当律师的大哥团聚时,父母均已去世。大哥心疼小妹,就与妹夫陈致平谈话,劝他放弃大学教员的职业,改行做更挣钱的事情,后者大怒拂袖而去。

  大舅母常常带着很多衣服来到琼瑶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是外祖母为琼瑶的出生而定做的,她没穿成,正好给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琼瑶写道,“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

  “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段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我们终于安定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琼瑶与家人在上海,无论大人小孩,都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同济大学当时的临时校址位于四川北路现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陈致平当时的通勤距离有2.6公里,可能要坐电车。孩子们上学则近得多,现南浔路281号上海音乐学院北虹高级中学就是上海市第十六区中心国民学校(后为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旧址所在,距离金山大楼约400米。

  陈致平把三个孩子送进小学,接受教育,但适应学校的过程,却让孩子们吃了不少苦,给琼瑶留下了极深的记忆。首先是语言问题,同学们都说上海话,她和弟弟们一口四川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土里土气的自己也让琼瑶在同学们面前感到自卑。数学底子差,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还好她从小跟母亲学背唐诗,阅读能力强,语文还不错。

  “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学第一天,在操场上排队时,琼瑶就被同学们推出队列,老师又过来骂她不排队,琼瑶哭着跑回家。哭了一晚,OB视讯官网第二天还是要上学。她说,父母要锻炼孩子们的独立生活和适应能力。

  双胞胎弟弟麒麟总跟同学打架。二弟也是淘气包,总是要求上厕所,一节课上十几次厕所,终于把老师气坏了,不让他去,他最后居然在教室里小便。最后大姐琼瑶在课堂上被训导主任叫出来,带两个弟弟回家。琼瑶惊讶地发现弟弟们的嘴上都被红笔画了大大的红圈,原来这是当时的校规,是讲粗话或做错事的惩罚,“洗好几天都洗不掉”。

  400米的回家路,就像他们曾逃难走过的漫漫长路,路人还不时来嘲笑,姐弟三人一路大哭。琼瑶写到:“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到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

  就在这样各种困难交织的时候,琼瑶的文艺创作生涯也悄然开始。近日沪上媒体纷纷报道“琼瑶的处女作发表于上海”,指的就是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星期日副刊发表的《可怜的小青》,署名琼瑶本名“陈喆”。短文中写了一位10岁的小女孩小青,因为家庭太贫穷,最终因过劳且无钱治疗而死去。文末的一句话“唉!这样好的一个孩子,她一点过错也没有,OB视讯官网为什么会死呢?”犹如当时琼瑶对眼前生活的拷问。

  《解放日报》提到时任《大公报》“现代儿童”栏目主编、儿童文学家陈伯吹选中了这篇投稿,认为文章“感情真挚,文笔清丽”。陈伯吹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家,也是上海人,在上海举办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琼瑶说这次投稿是因为父亲读了她的文章后“似乎颇受感动”,就帮他寄给了《大公报》。刊发后,琼瑶兴奋得茶饭不思,“整天举着报纸,读了起码100遍”。40多年后,在她撰写自传时,她已经记不起这篇“处女作”到底写了什么,但还记得“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发表作品后,“小作家”迷上了写作,每天下课回家就写作。这时,另一个重要契机出现。中国话剧的发源地上海,为琼瑶的创作生涯点燃了火苗。

  琼瑶的四姨袁静参加话剧社,演出曹禺的话剧《北京人》。这部线年,被认为是曹禺最精彩的代表作之一。“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出演重要的配角”,琼瑶因此拿到招待券去看戏,她把这次经历看作是“最快乐的事”,一下子喜欢上了戏剧,一回家就写个不停。

  “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虽然琼瑶说自己童年写的剧本“真可怜”,从来没有发表过、演出过,最后都扔进了垃圾桶,但有了快乐创作的日子,也让她融入上海更容易了。

  后来,琼瑶学会了上海话,经常抱着妹妹在外白渡桥看日落,和两个弟弟去外滩公园玩耍,学会了享受“生活圈”。这些快乐不长久,物价飞涨,局势不稳,“战争又逼近了”。母亲带着4个孩子回到了湖南,父亲则在教完那个学期之后返回。琼瑶短暂的在沪旅居结束,再来上海,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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