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凡人歌》，讲述了几对不同年龄阶层的夫妻、情侣，在当下社会运转中的浮沉，其中主人公那伟是一家新兴公司的“开国元勋”。当荧幕里的其他男女在北京写字楼里加班，在出租屋里思考选择的时候，这位老兄可谓顺风顺水，事业家庭双丰收，唯一的疑虑可能是老板给的期权略微寒酸了点，但这也不碍事，毕竟兄弟一场……当然，为了契合电视剧的主题，这种顺遂肯定会出意外：兄弟的背叛、领导的拿捏，这位忠厚老实的男人直到大结局的前半段，仍旧陷于一种患得患失的状态当中，从坐办公室到做外卖小哥、卖卤味，戏剧性的转换，让他最终变成了“凡人”。

　　这种从成功人士到社会中下层的回归，用剧中人的话来讲，叫“过去过得虚，不踏实”，豪道丝魏斯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里这样阐释：中产阶级是转瞬即逝的，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彰显和维持其社会地位。批评家张定浩在评价近年的青年小说家时，提到过这样的观点：读者（观众）容易对自己所不熟悉的经验产生“审美降级”，OB视讯平台对那些陌生地方、行业内发生的故事，会放低要求。与《凡人歌》一道共同助推普通人这一标签的文化事件，在图书领域是一群所谓“素人写作”的兴起。《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在上海开出租》《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写作这件事一下子成为了与制作短视频一样近乎零门槛的技艺，上述这些作品在去年一整年里，席卷了各大读书榜单。

　　这些出自一线劳动者的作品，很难按照既有的文学类型进行界定，它们都有着接近非虚构的外壳，区别于报告文学中第三人称的姿态，它们无一例外地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带领读者亲近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职业。传统文学圈自然是“震惊”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学”之后，OB视讯平台再一次出现了主要描写社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但是“素人写作”的野心远远地超越它的前辈，在知识普及、创作门槛降低的大趋势下，胡安焉们的“成功”势必将吸引更多的打工人开始写作。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爆火，是一种时代症候，也是一种奇观。前不久，胡安焉的第二部作品《生活在低处》问世，在接续流量的基础上，十分系统地回答了读者对第一本书，以及对他个人经历的好奇。新作中，虽然没有痛彻心扉的苦难，但是胡安焉笔下的“苦”总是弥漫在看似平淡的叙事里，因为一事无成，因为在低处，所以坦然。这个离群索居的普通人，选择用文学来逃避自己的命运。

　　与送快递的前作不同，胡安焉的坦诚，似乎是将自己的思维剖析给读者看，他至少从十年前就开始写作，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著作，在完全没有专业背景、指导的情况，一路走到了今天。尽管他自嘲为自暴自弃，自认为不善言辞、厌恶社交，但是写作这个姿势本身就意味着对他人关注的渴望，晦涩地藏匿着自己向他人倾诉的野心。他时常觉得发在一些著名刊物上的文学作品不值一提，但又拒绝将自己归入作家的序列，这份清醒保证了他的独立性，他可以任意对这个圈子实际的贫瘠直言不讳。

　　至于为什么执拗地选择文学这条赛道，他是这样说的：“写作似乎是没有成本的”。倘若像绘画、摄影这般需要购置不菲的器材、耗材，胡安焉就不会选择写作。这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自谦，论写作的技法，写这样的题材他自是无法与袁凌这样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但写作本身实际上是召唤敏感的灵魂，这种自发的呼唤以及回应呼唤的呐喊，与学历、社会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联。

　　如果从一个资深文学读者的角度来看，胡安焉所输出的关于中外重要作家的观点、感受，其实没有什么特殊和新鲜的地方，但是扎实的阅读基础，以及取法乎上的态度，以及最为重要的始终“在生活中”的肉身经验，一同完成了普通人写作的一座里程碑。尽管他自己不会承认这一点，胡安焉的“成功”实际上证明了一个吊诡的命题——传统的纯文学实际上没有壁垒，尽管这个圈子内部存在所谓座次、序列，但是普通人进入这个圈子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天赋和背景，唯一可能存在的门槛是需要“时机”，在这条因为MFA创意写作崛起而愈发内卷的赛道里，胡安焉们需要被平等地看待，他们需要被看见、被讨论，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奇观被放置在畅销榜上。

　　如果说胡安焉身上有一种作家的自觉，那么张小满则是另一风格的素人写作范式。在《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之后，我感到十分惊艳，一方面来自对陌生经验的猎奇，还有一种钦佩——她在指导自己文化水平有限的父母进行写作。我尝试在豆瓣上联系她，她大方地告诉我，之后可能会出版一本关于她父亲的书，在春香（小满母亲）来深圳打工之后，她的爸爸也在深圳开始从事保洁等基层工作。

　　张小满的特色在于，她的作品里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感，触摸不到戾气与沮丧。春香的打工经历，辗转于政府单位、大型商场、居民小区，其中的诸多细节都被她精心筛选，像极了一本工作笔记。然而正当你可能陷入单调的厌倦之时，她安插的母亲于家乡商洛的打工历程的闪回，又将那份属于中原大地的坚韧、勤劳带到你的眼前。她透过春香的眼睛将深圳这座特大城市的毛细血管，尤其是那些处于热带雨林底层不见阳光的部分，展现给你看。那些往复于底层与巅峰的电梯，在春香眼中与河南的矿井结构别无二致，这种时而跃出纸面的遐思令人感到激越。

　　当然，保洁这样的体力工作势必有着诸多的不顺心，一则是工作本身的属性，二则是社会共识为其安置的等级本来就不高。但是春香却把这活儿干出了精神气，从一开始的拘谨，到老练能干，张小满并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俯视者，她的写作动机一开始就是记录母亲跑出家乡到深圳打拼的过程，逐渐地她也被春香感染，参与母亲的日常工作记录。

　　作为女儿的她出现在春香工作的现场，时常会引来其他保洁员的艳羡。如同作品中流露出的平衡感，她的身体力行也达成一种和生活、工作的和解。“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场，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张小满们的出现填补了一种社会功能的空白，他们代替了社会记者，用个人的角度、非虚构的文学形式，尝试还原所见所闻，还原一个在“低处”的维度，为这部分平时不太发声的群体展现近原生的风貌。

　　鲁迅晚年寓居上海，虽然上海出版业兴盛，稿费自是不愁，然而里弄生活的逼仄和聒噪常常令他不胜其扰。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及隔壁楼打麻将的声响干扰他写作，他写下《阿金》这样的作品记录他被“俗人”骚扰又无可奈何的生活，当他因为咳嗽无法安睡的时候，望着酣睡的妻儿写下“这也是生活”的时候，文豪与普通人的界限似乎被抹除了，尽管这可能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是一种幻觉。

　　当然，一个成熟的社会，我们更应鼓励劳动者们自己来言说，与其吐槽电视剧为代表的文化产品中对真实生活呈现的虚假与不合理，不如自己发声，写下属于自己的感受。

　　谁来讲述劳动者/普通人的故事、向下兼容的客观难度、无法长时间体验的一线经验……已经排除了大量有专业背景的作者。这确实也牵涉到了写作伦理的问题，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作家们是否还能完成虚构的任务，还是这仅仅是一种幻觉？这是胡安焉、张小满们向传统文学界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