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读者真正感兴趣的,是长跑和写作究竟有何关联;以及那些类似“离题”的自传性细节。
雷蒙德·卡佛是村上春树最推崇的作家:“卡佛是我最有价值的老师和最伟大的文学同道,我翻译了他所有的作品。”他向卡佛学习音乐般的文字节奏和含蓄而富于张力的叙事风格,甚至他最新的随笔集书名,也取材于卡佛的名篇《当我谈爱情时我谈些什么》。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要不是“村上春树”这个已然成为畅销文学品牌的名字,这本“类似‘回想录’的东西”或许会出现在体育或健身类书架上亦未可知。除了用书名向雷蒙德·卡佛致敬之外,除了大量有关跑步的细节——日复一日的练习、参加马拉松比赛前的准备、马拉松比赛时的体验、甚至一百公里超级马拉松带来的近乎宗教般的感受——村上君还谈论了一些什么呢?读完这本两百页絮絮叨叨的小书后,相信读者自有结论。
对小说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资质是什么?村上君的答案是:才华、集中力和耐力。“倘若毫无文学才华,无论何等热心与努力,恐怕也成不了小说家。说是必要的资质,毋宁说是前提条件。”如若才华是天赋,那么“值得庆幸的是,集中力和耐力与才能不同,可以通过训练于后天获得,可以不断提升其资质。”
村上君由此清晰明了地道出了长跑和写作间的异曲同工:“每天不间断地写作,集中意识去写作,这些非做不可——将这样的信息持续不断地传递给身体系统,让它牢牢地记住,再悄悄移动刻度,一点一点将极限值向上提升,注意不让身体发觉。这跟每天坚持慢跑,强化肌肉,逐步打造出跑者的体型,乃是异曲同工。”
村上春树这些苦修式的观点并无任何新鲜之处,要说这本回想录式的散文有什么地方吸引人的话,那就是村上君透露的那些自传性细节了——从最初放下开酒吧的梦想投身写作;到在剑桥的查尔斯河边信步慢跑,以及后来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的过程,都能让热爱村上的书迷们过上一把“八卦”之瘾。
其中犹以重复利用的两篇杂志文章最为有趣。第一篇讲述的是1983年7月,村上将原始的马拉松路线——马拉松至雅典——逆向跑上一趟的经历。“三条狗、十一只猫,便是这一天在马拉松大道沿线所见的可怜地丢掉性命的动物。”而到达马拉松村口的终点时,村上又写道:“我觉得作为终点,它的现身过于突兀。望见终点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儿,可是它那般突兀,又让人莫名其妙地生气。”——趣致的行文令人恍然觉得置身于村上的小说世界中。
在另一篇讲述一百公里超级马拉松跑的杂志文章里,村上描述了通过七十五公里的关卡之后,那种“脱落”的感觉:“跑到最后时,不仅是肉体的苦痛,甚至连自己是谁、此刻在干些什么之类,都已从脑海中消失殆尽??仿佛先有了行为,然后附带性地才有了我的存在。我跑,故我在。”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由一段段“拉家常”般的片断式话语组成,不少内容前后反复,读来深感絮叨乏味。村上君在后记中表明了写作此书的意图:“是想以‘跑步’为媒介,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比比皆是的人’,是如何度过这约莫四分之一世纪的,动手进行一番整理。”若以此为标准,这本小书无疑并不成功。OB视讯注册这或许因为长跑与写作间的关系太过直接明显,即使从隐喻的层面看同样如此;而那些“即使算不上哲学,也含有一些类似经验法则的东西”又是老生常谈、陈词滥调。村上的小说里那种微妙的、超现实的、莫可名状的、闪烁着灵感火花的东西在这本小书里全无影踪。惟有,在偶尔离题的段落,《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才有些许闪光之处。
如论及“写小说乃是不健康的营生”时,村上首先表示赞同。但他也指出,“艺术家=不健康、颓废者”的公式并不成立。在村上看来,写小说时,藏身于人性中的毒素一般的东西,会不由分说地渗出来;而“作家或多或少都须与这毒素正面交锋”,因此“如若希望将写小说作为一种职业持之以恒,我们必须打造出一个能与这种危险(某些时候还是致命)的毒素对抗的免疫体系。”——以“基础体力”对抗“文学憔悴”,以长跑对抗毒素,既是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之诠释,也是颇有新意的观点。
又如谈及用外语演讲反而更觉轻松的段落,显现了村上作为小说家对于语言的自觉。他说假如使用日语作一场完整的发言,会感觉“自己仿佛被词语的大海吞噬,其中有着无限的选择、无限的可能”;而使用外语去组构发言稿时,“语言赋予我的选择范围必是有限”,就反而变得轻松了。
在一些完全离题的段落,村上还透露了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从十五岁到现在,购买了数目庞大的黑胶密纹唱片,他引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话“炫耀”道:“世上将马厩改造成车库的人多如牛毛,而将车库改造成马厩的,恐怕只有我。”
如此种种,如可口甜食,令正餐乏味的村上料理不至令人太过失望:毕竟这只是一本随便翻翻的小书,令人期待的还是传说中正在创作的那本大部头小说。
或许村上春树不会想到,中国读者会谈论那么多关于翻译的事。林少华一直是村上春树大陆简体版的译者,事实上,关于他和中文繁体版译者赖明珠译风的比较也从未停歇。争论的焦点,常常在于村上口语化的文风如何在中文里寻到对应的尺度。而此番南海出版公司获得版权后,更破天荒进行了竞译,出版社最后选用了曾旅居日本18年的上海学者施小炜的译本,一时间“村上新作换手,译者互不买账”的新闻见诸报端,不亦热闹。
在翻译水平日下的年代,这样的争论是好事。若同一作品能有不同译本,更有利于翻译文学的发展。只是后来的译者必须直面读者心里那“某种类似‘习惯’的东西”,才能翻出更有说服力的译本。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除却翻译之外,村上春树在这本小书中使用的语言实在无法令人满意,尤其是类似“某种类似……的东西”的东西出现得如此频繁,让人怀疑这位著名小说家究竟是无力选用一个准确的词语,还是在“近似艺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