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非虚构写作的日益繁盛，越来越多的题材成为写作者的处理对象，更多的非虚构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些作品呈现了更丰富的文学景观和社会景观，有力地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视域。简而言之，这一视域可以概括为从“城乡中国”到“日常中国”。在早期的非虚构作品中，“城乡中国”不仅是主要的写作题材，也构成了这类写作的言说框架和逻辑支撑，并因此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在近期的非虚构作品中，日常中国社会中的某一空间、某一人群相继成为被观照和写作的对象。这种转变，既表明了非虚构写作的活力和在展示社会内容方面的广度，又因此让更多的人群与社会景观借助文学通道进入公众视野中。

　　在文学类刊物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人民文学》，于2010年开设了“非虚构”专栏。至今，出现在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中的这一文学现象已经有十余年之久了。不过，新作品的不断出现、文学界的广泛讨论、学术界的持续探讨、媒体机构的时常报道和层出不穷的征稿活动，以及微信公众号的精细化传播等等，都让人觉得“非虚构”仿若还是刚刚出现的新事物。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非虚构写作的活力更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维持非虚构写作之“新”的一个重要动力便是当下丰富复杂且正处于流动状态的社会生活，“我们正处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历史阶段，正亲眼见证着宏大的历史转折，由此发生的中国故事，独特瑰丽，其精彩程度远超一切想象，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厚实土壤”。

　　当人们通过非虚构写作来呈现社会生活的纷繁景观时，越来越多的题材随之被发现、被开发、被挖掘。文学创作中的题材之别是创作者对冗杂的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做出的评判和取舍，表现出主流与支流、中心和边缘等差异。那些被多次书写的题材，客观上构成了醒目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近些年的非虚构写作，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活跃的文学现象呈现出了由“城乡中国”向“日常中国”的视域转变。

　　所谓的“城乡中国”不仅是指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两个具体的生活空间，还是指写作者在写作时倚赖的一个框架、一套逻辑和着力建构的一重主题。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城乡对立”“城乡流动”“城乡互补”等。与此相对，“日常中国”强调的是常态化的社会现实，即正在发生的、纷繁复杂的实时生活。两相比较，“城乡中国”突出的是问题和现象，“日常中国”着重的是事实和视角。在“日常中国”的写作视域里，城乡空间对立的因素仍然存在，但较之于在“城乡中国”的视野里的表现已有所弱化。

　　文学现象是纷繁复杂的，所谓的“线索清晰”常常是相对的，是人为的结果，可能会与事实有出入。因此，称非虚构写作从“城乡中国”到“日常中国”的视域转变，仅仅只是一个粗略的描述，意在说明非虚构写作在题材上的拓展、在聚焦人群上的扩大、在呈现社会景观上的丰富与多样。而且，这种转变在写作对象的选取上仍然保持了连续性，即关注不同的社会人群和个体成员、关注不同社会空间的变化，而这两者常常是一体的。

　　时至今日，当人们论及“非虚构”这一概念和“非虚构写作”这一现象时，往往会不约而同地谈到梁鸿的“梁庄”系列。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富有意味的：为什么“梁庄”系列能够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品？“梁庄”系列为“非虚构”注入了怎样的内涵？

　　事实上，在2010年之前，不少文学刊物就已经打出了“非虚构”的旗号，如《大家》的“非虚构作品”专栏，《小说界》开设的“非虚构纪事”“非虚构叙事”，《中国作家》推出的“非虚构论坛”，《厦门文学》的“非虚构空间”等等。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率先打出“非虚构”名号的文学期刊，似乎仅仅只是为了在名称上显示出不同，而没有赋予这个名号相应的文学内涵和社会分量，也没能推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另一方面，在《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时，就出现了如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之四个时刻》（2009年第9期）、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2010年第2期）等作品，但这些作品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按照之前的文学分类方式，这两部作品分别可以被视作纪实文学和回忆录（或者说是自传）。尽管这两种文学样式也归属于“非虚构”，但它们没能显示出“非虚构”带来的异质性和冲击力，这个概念因此也未能“热”起来。

　　直到梁鸿的《梁庄》（2010年第9期）出现以后，才算是真正激活了中国语境下的“非虚构”这一概念，赋予了其介入社会现实生活、进入当代中国文学格局中的效力与活力，为日后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参考的样板，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和文学品种。继之，《人民文学》刊出了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2010年第10期）、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2010年第10期）等，并发起了“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这一计划设定的宗旨是“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反映了主事者对这一计划抱有的态度和期许。

　　尽管在《人民文学》刊发的这些作品被共同纳入“非虚构”名下，却在时间向度、地域特征、情感色彩、写作意图和艺术技巧等多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非虚构”从兴起之初，就是一个混杂的文学品种。不容忽视的是，真正引发人们兴趣的是那些关注现实、取自现实、具有公共性的作品，而非所有的非虚构作品，这也就是为何“梁庄”系列能够成为这一写作样式的代表作。而鲜明的现实风格、鲜活的现实人群和生活已然成为人们评价“非虚构写作”时常常使用的修饰语。这并非是对混杂的“非虚构”写作进行的有意过滤和提纯，而是意在说明它的突出特征。对比其它作品的“遭遇”，我们对此或许会有更深的认识。

　　无论是作为文学事实，还是作为文学现象，抑或是经由文学传播中口耳相传而形成的印象或认识，当人们普遍把梁鸿的“梁庄系列”视作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时，“梁庄系列”在题材选取、艺术处理、主题建构等多个方面流露出的文本特征，就并非仅仅为这一部作品所独有，还表明了此类写作的范式，也即非虚构写作的一种主要样式。此外，人们对“梁庄”系列的认可，如果不仅仅是从外在标签而的被动接受或承认的话，我们显然也得肯定“梁庄”所彰显的非虚构写作的特质与品格。

　　在这之后，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王磊光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蔡家园的《松塆纪事》、杨逍的《八个人的村庄》、周瑄璞的《回大周村记：一个小说家的精神还乡》、梁鸿的“梁庄系列”续作《梁庄十年》等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不同角度、时期和地域挖掘和展示乡村的状况，以及居于其中的普通民众的悲欢浮沉。

　　在较早的一些作品中，作者的自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写作缘起和意图。他们在自述中坦率地写出了自我的不适，承认了自己与乡村、亲人之间的距离，谈论了对当代农村问题的看法。可以说，他们的写作一开始就兼具着感性与理性混杂的特征：既是私人性的情感回顾，又是公共性的经验共享（这些作品的被广泛讨论，表明了这些经验的共鸣程度）。在他们看来，“乡村”的危机触目可见，“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而“乡村”的问题关联着中国社会，“对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当下农村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整个社会承受不起农村衰败的代价，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被堵塞后的代价”。在情感调适、自我反思和关注中国问题的视野中，他们的写作开始了。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分别在不同的空间内讲述了乡村民众的故事，前者侧重村庄的时代面貌，后者落脚于作者乡亲们的在外打拼。两部作品分别以乡村和城市为书写对象，共同展示了城乡之间的复杂关联，描摹了城乡中国里一个庞大群体的情感状况。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讲述的范围也是城乡之间。这些作品中所出现的人物和他们富有悲喜色彩的故事，勾勒的正是城乡中国的现实图景。

　　由上可见，城乡中国下的社会现实，对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既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也显示了非虚构写作的社会效应。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此类写作对于“农村”的呈现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农村题材或乡土小说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创作现象，出现了众多别具特点的作品。这些作品承担着呈现农村状况、展示乡土变迁的文化功能。但进入21 世纪以来，研究者对相关题材创作的不满也愈来愈明显。

　　在这些小说中，道德化、模式化等倾向较为明显，或者单方面地对农民表示同情，或者想当然地赞美乡村，而把城市视作罪恶之地、异化之地。这其中流露出的主要是写作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乡村想象，“农民”在其中常常是处于被动、失声的地位，正如有论者所言，“这些作品多以思想意识代替审美创造、以伦理态度代替价值选择，人物脸谱化、叙事类型化、情节模式化；未能充分站在‘个人’的立场，对‘个人’复杂的生活处境和微妙的心理世界进行精准的把握和深刻的呈现”。

　　作为对一方社会空间的追踪、记录与思考，乡土文学的创作具有极强的当下性。能否呈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这一特征，关键在创作主体。从创作主体而言，一方面，以50 后、60 后等为主的作家曾是乡土题材写作的重要主体，但在新的时代下遭遇着经验固化、脱离实际等状况。如有论者在谈刘庆邦的小说《牛》（《当代》2017年第1期）时，认为：“小说中这些的细节或曰场景，与其说是作者对当下农村生活的‘写实’，毋宁说它们暴露了作者对当下农村现实的疏离以及对自己记忆中农村生活情调的那种难以撼动的印象”；另一方面，以70、80 后等为主的作家正在成为文坛的主力，但由于他们成长的阶段受到了中国发展方式的城市化、作家培养的学院化、写作风格的私人化等不同力量的参与和影响，他们在生活经验、情感态度和写作惯性等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和处理城市、自我等题材。这两个方面使得既往的文学创作与当下的农村产生了隔膜。

　　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中遭遇到的感受、困惑和情感，现有的文学作品难以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人们当然会对这种写作状况流露出不满，因此，现有的文学格局需要寻求突破，创造新的表现载体和表达方式。可以说，城乡问题制造了客观需求，也正是经过对城乡题材的观照和处理，非虚构写作才暴得大名，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内重要的文学现象。这并不是说“城乡中国”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但正是在对这一题材的处理上，非虚构写作的特质获得了有益的彰显。由此开始，我们在“非虚构写作”的标签下看到了更多的作品。这里的“开始”，既可以是指时间上的先与后，也可以说视线的调整与转向。

　　城乡题材类的非虚构作品，以近乎实录的方式，对乡村的实际状况和时代变迁进行了扫描、记录和呈现，也对农民的生存方式和状态进行了聚焦、访谈和展示。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不同于“启蒙乡村”或“审美乡村”的乡村景观，这一景观主要表现为破落、寂静、危机重重、不知所终等消极状况。这些作品，把真实的乡村场景置于读者的眼前，也对众多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生命史和情感史予以呈现。在这些作品中，非虚构写作勾勒和描述社会的痛点，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路径。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城乡中国作为框架，隐含着简约和对立的意味，容易滑向模式化，不利于非虚构写作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坚硬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人们的生活、情感和思想观念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并在事实上影响着人们的选择，但这种结构已经日常化了，融入人们生活之中了。因此，非虚构写作的视域转变，既有可能避免前述习作中流露的那种倾向，又得以更加多样地展示自身的活力。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种转向。即使在梁鸿的新作《梁庄十年》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原来那种激烈的情绪已经被脉脉温情所取代，恰如“梁庄”的臭水沟已变成一泓清泉。非虚构写作常常以题材的公共性和独特性引人注目，又因着题材的不断开发和扩展而展示着自身的写作姿态，并由此获得良好的社会口碑。

　　在“梁庄”获得广泛关注之后，哲贵的《金乡》与初刊本相比，书中增添了“亦商亦儒杨介生”“教授夏敏”“郑恩仓和他的鱼豆腐”“与时代赛跑的陈觉因”“金乡闲人胡长润”“小镇歌唱家史秀敏的现实与理想”等内容。试图呈现中国村庄的另一面。这部作品并非主动而作，而是受邀而写。据作者自己交代，“梁鸿写出一个真实的梁庄和梁庄人的生存状况，可是，梁庄或许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缩影。他（作者按：指时任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委宣传部部长林森森）贵觉得，应该有人来写一写中国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图像”。由此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明显含有与“梁庄”进行对话的意味，或者说是有意在对前者进行补充。

　　金乡镇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县城东部，是温州地区第一个生产总值超亿的乡镇，以商品经济发达著称。金乡取得的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缩影。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中心和线索，其中尤以创业者居多，集中书写了他们的成败故事。对所写的对象而言，这更像在为他们作传，勾勒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心理历程，如第一能人叶文贵、第一美女邓美玉、武者曹植富、“胆大包天”王均瑶、徽章大王陈加枢、活字典金钦治等。这些人物在事业或生活上几经浮沉，但一直闪烁着耀眼的特质，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才干、品质，最终都取得了傲人的业绩，成为金乡镇改革事业的卓越代表。

　　无论是写作对象的选择，还是叙事的侧重点，《金乡》确实与“梁庄”瞩目于小人物的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当作者把笔墨聚焦于这些带着光环的人物上时，一方面突出了金乡的改革成就，另一方面也缺少对金乡社会面貌和普通人的观照，恰是后者而非前者的境遇更能反映该地区的发展状况。同时，恰是后者而非前者凸显着非虚构写作的特质。作者对这些精英人物的描述，也缺少细节上的支撑，反倒像是一个个励志人物的传记。

　　在空间性和地域性之外，更为引入注目的则是特定的社会人群。在“日常中国”里，由于时代、地域、年龄、性别、职业等差异，而非仅仅是城乡差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分子，又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着长长短短的人生故事和感悟。群体意味着公共性，个体则展示着具体性。非虚构写作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兴趣、知识结构和社会立场等条件，对这些群体进行了聚焦和展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老人、在校学生、儿童、女性、平凡的打工者等。在社会格局中，这些人物多占据着非主流的边缘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被忽视。相反，这些边缘性群体从不同角度衡量和反映着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也映照着社会的某种缺失。对这些人物的观照，鲜明地反映了非虚构写作的平民化倾向。

　　老龄化是近年来被广泛讨论的社会话题。面对老年人正在遭遇和面对的现实困境，不少写作者通过非虚构写作对这一群体进行了观照，集中展示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晚年境遇。弋舟的《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于2020年5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的2015年，弋舟曾以《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为题在网络社区平台豆瓣上发表该作品，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谈到创作缘起，弋舟提及了一位95岁老人在家割腕自杀的新闻报道对自己造成的冲击。在这部作品中，他记录了23位老人的老年境遇。这些老人中，既有贫困多病的乡村老者，也有富足的城市老人，但他们却共同地忍受着孤独，精神上备受折磨。

　　在此之前，普玄团队的《五十四种孤单：中国孤宿人群口述实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李燕燕的《当你老了——关于“50”父母生存状况的几段口述》（《山西文学》2018年第6—7期）、《老大姐传》（《山西文学》2019年第5期），深蓝的《有一种老人，叫城市空巢“存钱罐”》（发布于网易·人间平台），张小莲的《迷失的黄昏》，陈年喜的《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等作品同样表现了对老人的关注。

　　2016年第1 期的《十月》杂志，发表了黄灯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该文被改名为《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后又收入《大地上的亲人》出版发行。凭借这部作品，黄灯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者之一。时隔三四年后，黄灯又分别在《人民文学》2019年第9 期、《十月》2020年第1 期上发表了《我的二本学生》和《班主任》。这一次，她的写作对象主要是二本院校的学生。以这一群体作为观照重点，OB视讯下载体现了作者对这一群体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独特位置与功能的认识：“二本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的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空间、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我的二本学生》与《班主任》延续了黄灯在之前写作中的风格，主要表现为被问题意识所驱使，既有强烈的情感喟叹，也有鲜明的社会反思。由于题材的敏感性，这部作品以《一位教授的亲历：那些被遮蔽的二本学生，决定中国下一代的命运》的名称，在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中广泛传播，再次显示出黄灯在题材选取上的敏感，能够恰切地回应社会热点。

　　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既历时性地描写了不同历史时期学生间的差异，又共时性地展示了来自不同地域、出自不同家庭的学生的个人状况。在一般性地介绍和描述了这些学生的时代背景后，作者以个案的方式，描摹了学生的家庭背景、个人性格、学习状况和毕业出路等方面。二本院校的学生在学历市场并不占据优势，却人数众多，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黄灯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年轻人的努力、挣扎。

　　和前述这些作品相比，张秋子的《一门网课，我看到了大学生背后的残酷真相》虽是个案，但提出的问题和获得的认识却更为尖锐，其间情感的向度也更为消极。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许多高校都暂缓和延迟了春季入学。作为传统课堂教学的代替形式，网络课堂一时成为了主要的教学空间。该文便是作者对网络课堂的记录和反思。

　　网络课堂是应急状况下的产物，因而既有利又有不少弊端。“利”表现在灵活、实时、拟真等方面，而弊端表现为学生的背景差异、网络的使用条件不同等。后者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也正是在后者中，作者遇到了若干“怪”象，如五花八门的请假理由（有家里被盗、发生泥石流、转山、蹭网等）、完成不了的阅读任务、沉默的课堂表现等等。这些情况显然与校园课堂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但也因此更加触目地显示了学生的“本我”，而这个“本我”流露着更为真实的社会讯息，让人感慨，正如作者所言：“网课的出现，终于把这个水晶宫打破，把这层面纱掀起。它赤裸裸地暴露了趣味差异之下残酷的真相。”

　　上述作品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校园里的学生，丁燕的《工厂男孩》《工厂女孩》、“澎湃·镜像”专栏编著的《此与彼之间》《恍然而立》等作品则关注的是在社会上闯荡的年轻人。

　　年轻的写作者胡卉也是“澎湃·镜像”栏目的一名专栏记者。她的作品集《木兰结婚》以婚姻中的女性为写作对象，集中讲述了不同女性经历的爱情、婚姻与人生，如患上癔症性瘫痪的陈雾、成为单身母亲的沈涓、消失的岑琴等。这些故事充分地展示了“人”的复杂性，进而更具象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特有的坚硬与无奈。在这些人的情感遭遇中，我们得以感知到情感的多种形态，由此进一步窥视到人性的庞杂与幽深。

　　广东作家彤子（本名蔡玉燕）的《生活在高处——建筑工地上的女人们》（《作品》2019年第9期）把目光聚焦于一个特殊的群体——建筑工地上的女人。通常，建筑工地是由男性力量所主导的一处空间，而且其中环境嘈杂混乱、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较高，于情于理都不适宜女性从事。因此，当女性出现在建筑工地时，其间的故事就自然而然地和生活、苦难、社会、性别、权力等产生复杂的纠缠。和其他非虚构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也是取自作者的生活经历和观察，“我从事建筑行业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与一线的建筑工人接触的最多，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是非常熟悉的”。在此之前，彤子就创作了题材取自建筑工地的长篇小说《南方建筑词条》。这一次，作者使用了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了这群女性的故事，“为此，我用了近三年时间，对淼城一个特大项目的建筑女工进行跟踪了解”。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方式，呈现了建筑工地上的女性群像。这五位个案分别是佟四嫂、开升降机的冯珍珍、爬在架子上的程有银、扎钢筋的夏双甜、当杂工的刀小妹。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些女性之所以选择来到工地，都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也都有着非比寻常、令人震撼的遭遇，如佟四嫂有过被贩卖的不幸经历，又有被佟四欺骗和殴打的惨状；冯珍珍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精神出现状况的姐姐；夏双甜的励志，有着一段令人唏嘘的遭际，也生动呈现了女性的成长。这些女性并非孤立的存在，同时还处于家庭、夫妻等特定关系中，因此，她们的故事，实际上也反映了她们周边人的生活状况。

　　如果从性别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话，我们还可以说，这部作品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着女性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此时，作者本人也构成了这些女性的他者，映照着她们的不幸，以及自强独立的人生价值追求。虽然她们和男性一样在高强度地工作着，但她们为男性默默付出，有时却还要承受着男性的殴打，如那个死因不详的刀小妹。这里可以见出底层女性的家庭地位和处境。不过，夏双甜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女性成长对于改善自身处境的重要性。

　　从艺术角度来看的话，彤子在这部作品中也做了有意的尝试。在作品的前四个部分，作者偏重于自己的讲述，而在刀小妹的故事中，作者有意直接采用了他人的叙述，即一大堆相关人的所见所想所言，如门卫室的保安、杂工班组长黄老班、佟四嫂、冯珍珍等人。这一种尝试，一方面使语言恢复“说”的面貌，充满了原生态，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强度，另一方面保证了真实性，有利于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

　　此外，袁凌的《寂静的孩子》关注的是孩子的情感、心灵和成长；阿慧的《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聚焦于远赴新疆做棉花采摘工的河南人；还有关注外卖员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等文章，以及网易人间作品系列如《住在人间》《“打工人”纪事》等，也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聚焦一个群体、一种社会现象，展现了这个群体的人生遭际。

　　通过上述观察，可以发现，相比较“城乡中国”的框架与主题而言，“日常中国”的写作视野更为开阔。这是由于“日常中国”敞开了城乡问题的框架和限制，因而获得了更大的表现空间。如果说“城乡中国”的考察与书写偏重于外部的社会结构，诉说着对坚硬的社会制度的不满，那么，“日常中国”的聚焦与呈现更多地联结着普通民众的日常体验，这些题材和故事内嵌于人们的生命史与情感史，充分彰显着生命的苦难与韧性。

　　从“城乡中国”到“日常中国”的视域转变，非虚构写作既拓展了自身的表现范围，也更好地展示了自身的社会能量。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非虚构作品，我们何以关注到这些边缘群体的存在状态呢？虽然这些作品无力改变这些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却能够让作为读者的我们看到生活的复杂性，看到他人的生活，看到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困境，而“看到”正是认识、理解、接受和产生共情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这正是非虚构写作的价值所在和活力所在。

　　前文已经提到，非虚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上述这些作品生动体现出了该写作样式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写作内容上，非虚构写作包括了传记写作、商业写作、新闻写作、科学写作、环境写作、生活方式写作、烹饪写作、健康写作、宠物写作、工艺品写作、家庭装饰写作、旅游写作、宗教写作、艺术写作、历史写作等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的社会生活领域”。因此，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大量的非虚构作品将会陆陆续续地出现，为我们呈现更多的人间故事和社会景观，使我们在阅读中扩大自身的视域，对世界、人生与生命获得更多元的认识。

　　那么，一个并非多余的问题随之而来：非虚构写作何以具有这样的活力？或者说，非虚构写作的活力是如何得到保证和维持的？

　　首先，在写作主体上，非虚构写作有着明显的去职业化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专业作家占据着主要位置，为读者和社会提供精神产品。但面对庞大、芜杂的社会生活，作家有着视野和经验的限制。这也是为何作家需要通过采风来拓展和强化自身的社会经验。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采风这一深入体验生活、提取创作素材的方式已经明显没落。在这种情况下，非虚构写作以较低的写作门槛，为有着不同经历的人提供了有效的表达载体。这些写作者未必需要高超的文学技巧，而能够凭借便利的观察位置和独特的题材资源获得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非虚构写作中，仍然有不少专业作家的身影，比如孙惠芬、丁燕等人。

　　其次，在内容的选择和传播上，非虚构写作更为灵活、开放、深入。如前所述，非虚构的写作主体构成是多层次的，而写作主体直接关联着特定题材的选取与处理。因而，这客观上就促成了非虚构写作在内容上的广泛性，扩充了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容量。此外，我们也要看到诸如“网易·人间”“腾讯·谷雨”“真实故事计划”等新媒介在推动非虚构写作上的积极作用。这些新媒体平台并不直接生产内容，而是以提供载体的方式，召唤多元的写作者参与其中，写出他们的经历，同时也为读者提供内容资源，让读者从中看到丰富的社会景观。由于这些新媒介平台有着自身的优势、立场和商业需求，在内容的择取上，更能够及时地回应社会的热点和人们的痛点。

　　再次，在写作对象和阅读距离上，非虚构写作切近人们的生活体验。这也是为何现象类题材的非虚构写作能够屡屡引发关注和传播的热潮。这些作品取自生活本身，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在其中都能够感受和体验到的事情。这些作品记录和表达了我们的焦虑、困惑和疼痛，使我们在自身之外看到他者的身影与故事，进而建立情感的关联和认同，也获得对这个社会的体认。同样，在非虚构的文本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鲜活的社会群体和具体内容，还可以看到作者闪烁其间的影子，告诉我们写作的缘起、写作的过程、写作的对象选择等信息。这些信息事实上成为了阅读作品的指导，缩短进入文本的心理距离。

　　最后，在社会效果上，现象类题材的非虚构写作往往能够超越文学界而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成为一个被讨论的话题。这种景象在近乎固化的文学传播中几乎很少见到了。非虚构写作融合了社会学的视野、新闻的聚焦点和写作的朴实面目，使自身具备了回应和关注社会现实的特质，并且落实在具体的人群上。一个特定的人群，往往对应着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内容，是社会状况的一个真实侧面。在社会结构中，由于权力、经济、知识、技能、地理、年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一部分群体居于中心地位，一部分群体落入了边缘处境。前者身份光鲜，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后者却无力赶上时代的车轮，大多数位于社会的底层，即平凡的小人物。非虚构写作更瞩目于后者，而凭着这一点，非虚构写作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尽管如此，非虚构写作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目前的非虚构写作仍然主要以题材的新鲜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尤其着重于边缘类题材的开发，后者在商业性非虚构写作平台上表现得更为鲜明。这容易使非虚构写作走向猎奇、故弄玄虚等歧途；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以对客观事实的回应获得了自身的口碑，导致人们关注的只是表达了什么，而不太注意它是如何表达的。与之相应，非虚构写作在艺术上的粗糙，也是明眼可见的。

　　因此，非虚构写作在强化自身的艺术水平上，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否则，在题材开发的密度趋缓后，重复化、模式化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暴露出了写作者在思维上的懒惰，自然也会影响非虚构写作的活力。

　　非虚构写作者以自身的情感与立场，积极关注大时代下的零乱与琐碎，从“城乡中国”到“日常生活”，不断拓展自身的关注视域与写作对象，讲述了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诉说着疼痛、悲哀、隐忍、坚韧等能够引发人们共鸣的情感样式，更宽广地显示了生活的复杂与“人”的多面。

　　近年，有这样一句话广泛流传“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引发了人们的深切思考。这句话生动展示了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暴露了个人在时代面前的脆弱与渺小。在非虚构写作中，“个人”的分量获得了较多的彰显，这也正是非虚构能够取得今日成就的内在原因，“在诸多现实素材面前，非虚构写作者用文字组织出人类世界生命演变的链条，写出时间和空间的质感。文学是人学，各种以历史资料、以新闻事件为由头的写作，最终是要还原人的真实生活进程”。

　　原标题：《《写作》新刊︱李保森：非虚构写作的视域：从城乡中国到日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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