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时旁边不再有任何参考资料。据在延安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①
思考成熟一段写成一段。1928年9月,和朱德率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住在大山中心的茨坪。那阵子,不时凝思着,然后把长板凳放到柜台前,坐在那里写什么,最后在宁冈砻市写毕。不久,一个湖南水口山的工人悄悄来到这里,把谭政抄好的两份文稿给了这人。那人是地下交通员,他通过地下交通线,一份交湖南省委,一份带到上海,交中央。这份文件非比寻常,就是后来被印入《选集》第一卷的《井冈山的斗争》。② 文章是上井冈山一年来经验的总结。像《井冈山的斗争》这样的文章,别人是无法替代完成的。因为井冈山的斗争是亲自领导的,他所担负的责任和特殊的经历以及所掌握的情况,别人是无法替代的。
即席演讲后整理成篇。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石峡峪烧炭时不幸牺牲。在延安得知此事后心情十分沉痛。9月8日下午2点,张思德追悼会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枣园操场上举行。低头默哀后缓步登台,一口气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即兴讲话。他边讲边打手势,当讲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时,就把双手往下用力一压;讲到“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时,就把手掌卷成喇叭筒状,放在嘴边一吹。的一番深情演讲,道出了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永远是我党我军的灵魂和血脉。追悼会后,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的根据讲话记录,对的这篇即兴演讲进行了认真整理。看后稍事斟酌,随即在文章上方一挥而就,从此,“为人民服务”这5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便成了这篇著名演讲的标题,成为中国人的一面旗帜。1944年9月21日,《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以新闻稿的形式在延安《解放日报》一版发表;1945年4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被鲜明地概括为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并写进“七大”报告;1953年,《为人民服务》正式成文,收入《选集》第三卷。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一点对文章大家来讲也是一样的。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称得上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①写后反复修改是文风的一个鲜明特色。
广泛征求意见修改。的文章虽然都是他自己亲自写的,但应该说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除了善于广泛调查外,他还特别善于征求各方面意见进行修改,直到满意为止。1945年党的七大,是第一次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召开的党代会,无论领导人的报告还是代表们的发言都有一个显著特点: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没有套话、空话,讲话充满了通俗易懂的口头语言,非常鲜活。大会对3个主要报告都进行了认真讨论,尤其是对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1951年9月,根据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以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按照各方面的意见,决议草案10月改过一次,后经修改,12月又正式发出。②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文章是他亲自拟写的讲话提纲,后又多方征求意见,经过多次修改才正式发表。
在进一步调查中修改。OB视讯官网1957年12月25日,看了写的一个除四害的通知后觉得不满意,就给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乔木: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四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一千字至二千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夫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十二月二十五日八时”① 。从这篇短信中可以看出,关于修改文章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通过进一步的调研去修改,而不是几个秀才再加班修改几遍。
发表后的文章还可以改。这是文风的一个重要品质。一切服从真理,为事业服务,有问题就改,而不是认为发表的东西再改丢面子。1939年7月7日,中央发表由、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9月16日,不断思考,使这三大政治口号不断简洁,更为易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① 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1945年召开七大,确立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但到八大没有再提“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正是自己。从1948年11月起,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说:“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写文章做报告,应照的指示办理。”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时遇到需要提到的时候,可用‘的著作’”②。
正确的东西也可以探讨是否需要修改。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1960年3月,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会后不久,继续调查研究这个问题。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找来湖南省委周小舟,周小舟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们商量。15日,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不久,接到河南省委3月18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19日,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他切切叮嘱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①
所谓“写成不拘一格”,就是写作形式多样,一切为了效果,不写八股式文章。反对党八股,一生写出的文章不计其数,篇篇不拘一格。
写文章的人对标题都特别用心讲究。有人说标题是一篇文章的眼睛,有人说标题是文章的中心思想,还有人说标题是文章的灵魂,总之,一篇文章的标题要特别优秀,绝对不能一般化。也特别强调文章标题要醒目,认为“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①。1953年,嘱咐他新来的机要秘书高智,有些文件没有标题,请他阅后加上个标题看起来方便些。高智不知道标题该怎么加,赶紧找来《人民日报》,照着报上加标题的办法给文件加标题,有的还加了副标题。见了大笑说:“高智,你这是秀才编报纸呀!报纸是对外宣传用的。文件是给我看的,用不着这一套,开门见山就行了,什么内容就加个什么标题,一目了然,用不着文绉绉的。”精读《选集》第1—4卷感受到,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开门见山”的风格,其中之一是:只要准确,不管长短。
长达46个字的标题:《发言人关于命令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内战罪犯的谈线日写的。这个标题除了长以外,还有重复使用的文字,如“”用了两次,“逮捕”用了两次。按说这都是标题的大忌,但仔细推敲这个长达46字的标题,想去掉一个字也难,想另起一个标题也不容易。
一串数字式的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1959年初,看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立即指示周恩来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①。
有自己名字的标题:《中央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这是1949年1月14日写的,后编入《毛选》第四卷中。在这个声明里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成为1949年4月中国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许多时候没有帽儿。一般情况下,文章都有一个帽儿,然后是正文,再后是结尾。但的文章经常没有这个所谓的帽儿。比如著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就没有帽儿,上来就是要讲的问题,小标题是“农民问题的严重性”。《选集》第1卷共18篇文章,只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篇文章没有帽儿。《选集》第2卷中,共40篇文章,只有《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篇有个帽儿,其余39篇都是没有帽儿的。《选集》第3卷中31篇文章,只有《改造我们的学习》、《学习和时局》2篇有帽儿,其余29篇没有。《选集》第4卷,共有70篇文章,只有《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7篇文章有帽儿,其余163篇没有。合计,《选集》第1至4卷共159篇文章,有帽儿的12篇,147篇文章没有帽儿。
有的帽儿里只有一句话。这一句话的帽儿往往给人更大的震撼。如,1941年5月19日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是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同是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党八股。这篇《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延安整风运动学习辅导的开篇,在开头的帽儿段落中只有一句话,即:“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①
有的帽儿比正文还长。这样的情况在一般人的文章中很少见,但在的文章中并不少见,包括列入《选集》中的文章也有。比如,《选集》第3卷中《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一文就是如此。这篇文章是1941年6月23日,为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全篇文章共314个字,其中帽儿113个字,正文90个字,结尾111个字。帽儿的113个字是:“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而正文的90个字是:“目前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①
我们现在的文章大多很讲究正文段落,要工整,基本是三段,还要大致长短相同。关于这一点,文风给我们做出榜样:不讲工整,不论长短,只看需要。
没有段落。于1925年冬写的《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没有中间段落,一段到底。这篇发表在1926年1月10日的《政治周报》第四期上。
只有自然段。《选集》第4卷的开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写在1945年8月13日,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要讲的内容也很多,但没有分段,也没有写一、二、三、四、五,就一个自然段接一个自然段地下来了。
只有一行的段落。按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的《选集》格式,1949年1月28日写的长达46个字标题的《发言人关于命令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内战罪犯的谈线行。第三段的内容是: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第4段是:八条中其他各条双方应行准备的工作,另一次再通知南京。
内容形式多样的段落。有的先说明内容,后说这是要讲的“第几点”。1926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政治讲习班上的讲演《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后来写成《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于1926年3月31日发表在《中国政治讲习班旬刊》第二期上。这篇文章的正文讲了四点,都是先讲具体内容,后讲这是第几点,分别是:“这是应该注意的第一点”,“此应注意的第二点”,“此应注意的第三点”,“这是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第四点”①。这也是一种风格。有的段落中的核心要点有时在前面讲,有时在后面讲。1927年4月19日《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共发言5次,其中第2次发言讲的3个问题就有这个特点。原文是这样讲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三)保护革命。??”①
只有小标题的段落。1933年11月写的《长冈乡调查》中,在群众生活一段中调查了12个问题:一、今年碰着饥荒;二、明年则不怕;三、油有多余;四、豆子可以换盐,但食盐量大减;五、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两倍;六、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七、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八、衣增一倍;九、雇农的生活改良了;十、中农尚留在原地位;十一、市价;十二、群众的休息与劳动。在这12个小题目下,11个下面都有一些内容,而第6个小标题“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下面没有任何内容。因为小标题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不需要再说了。这种做法现在是很少能见到了,但在的文章中能见到,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文风,值得注意,也值得学习。
没有结尾,是正文把该说的话说完了,再说是画蛇添足。多数文章没有结尾。在《选集》第1卷的18篇文章中,只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矛盾论》2篇有结尾,其余16篇没有专门的结尾;《选集》第2卷40篇文章中,《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论持久战》、《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向的十点要求》、《〈中国工人〉发刊词》、《论政策》等6篇有结尾,其余34篇没有专门的结尾;《选集》第3卷31篇文章中,《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篇没有专门的结尾;《选集》第4卷70篇文章中,《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中央关于同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方针》、《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10篇有所谓的结尾,其余60篇没有专门的结尾。合计,《选集》1至4卷共159篇文章,21篇有所谓的结尾,138篇没有专门的结尾。
长结尾,把文章要点综述一遍,形成重要结论。1925年12月1日,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这篇文章有结尾,而且是有力量的:“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
短结尾,一句线月写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是代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并且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写第一个电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第二个电报里,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中国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由于中国采取了这种决不被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的坚定的果断的立场,就使解放区和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并且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只用一句话来结尾,即:“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①
反复使用同一句话结尾,加重核心观点的分量。《政治周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刊物,1925年12月5日创刊于广州,当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主编。在该刊创刊时,为其撰写发刊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在讲述了为什么要办《政治周报》及其责任后,讲述了其反攻敌人的方法,就是:“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动派宣传的辩论。”具体怎么办?文章接着用现场见闻式的表述方法: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②。连续4个“请看事实”的结尾,有力量,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