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习就学习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习重要批示的深刻意义，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纳入“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重要内容。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2月25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我感到在当前形势下习要求各级党委重温同志这篇著作、学习掌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同志在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总结讲话的一部分。当时，全国革命已胜利在望，中国即将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掌握全国政权的党。同志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历史性关节点，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形象地把入主北京比喻为“进京赶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当李自成，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而要发挥正确领导作用，作为各地区各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党委会，能否运用科学正确的工作方法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同志一贯重视工作方法。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就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打败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过去，“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为全党准备的“桥或船”。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十二条重要工作方法，总字数不到三千，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们既是对以前党的工作方法的总结，又是面临新问题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民主的机构，其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即是充分地实现党内民主。

　　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委会中书记和委员之间就是这个关系。“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但是，这个“班长”不同于军队的班长，最大的不同是要坚持民主的原则。书记要当好“班长”，即是要善于发挥各委员的作用，加强集体领导。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说的：“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1948年9月，他还为中央专门起草过一个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其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

　　党委制设立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个人说了算。后来，他曾尖锐批评党委领导中的个人独断。“听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其实，容纳和接受批评，是发扬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物要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营造批评的环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1960年12月，同志向人讲，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同志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一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二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三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OB视讯，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四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领导者如果对“不同意见”和“批评”无动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鉴戒之境，迟早会犯错误。

　　党委会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必须团结、和谐。在同志心目中，集体决策、分工负责是党委会的一个根本原则。“班长”和委员之间要能真诚沟通、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日常工作中，“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加强沟通、彼此尊重、密切协作、步调一致，既是党委会工作的要求，又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必要途径，更是保障党的团结的基本规矩。

　　对于民主集中制，同志还有另一个说法，即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他多次谈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在1959年3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他说郭嘉给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吕布、打袁绍、打袁绍的儿子袁谭和袁尚，都取得胜利，曹操称道郭嘉：“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郭嘉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如果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1959年3月，同志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讲道：“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OB视讯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这很像许多古人都说过的：“谋之以众，断之以独，疏之以导，策之以励。”

　　在党委会中，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书记即“班长”的作用非常突出。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关键要看书记的素养如何。所以，书记应该很好地进行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向下级学习。“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充分尊重、吸纳下级意见，是民主方法的一个重要体现。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经常向下级学习，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一个重要方法。

　　领导者不同于一般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面对各种复杂的工作，同志提倡党委的同志要学会统筹兼顾，对此他形象地称之为“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因此，在工作方法上不能顾此失彼。

　　同志是“弹钢琴”的高手。民主革命时期，他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他说：“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特别是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随着同志领导职务的变化，他面临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比如思想政治工作、政权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党的建设、统战工作、对外工作，等等。同志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齐头并进，“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轻松自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善于“弹钢琴”。

　　“弹钢琴”要注意细节，一个音符错了，整个曲子也就砸了。同志往往给人挥斥方遒、气势磅礴的感觉，其实他是非常注重细节的。在指挥一场战斗之前，甚至战士碗里有没有肉，他也要关注和嘱咐。现在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同志的成功，与其既能挥舞大棒又能弄绣花针，不无关系。

　　学会“弹钢琴”，不但要心中有“谱”，而且还要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同志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胸中有“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成绩和缺点有数。“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当然，即使取得了十分的成绩，也不能骄傲，“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历史上有很多因骄傲而失败的例子。所以，在党即将取得全国性政权的历史时刻，同志清醒而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同志看来，党委对该做的工作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一位老一辈同志回忆，同志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

　　怎样抓得紧呢？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认为就完成了。同志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其中，“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一年至少检查四次”。通过检查，督促进展，修正错误。1948年2月，他在谈到工商业政策的时候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干到底，直到真正见成效才能罢休。

　　发扬民主和“抓紧”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好各种会。党委会行使职责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开会。党的各级机构和各种组织，“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OB视讯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日常工作中，“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开会时，不要照本宣科，充分发挥参会人员的作用。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此间，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每次会有一个主题，其他问题也吹一下。开会的时候吹吹闲话，引起兴趣，接触问题。”

　　对于各级党委来说，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通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划清两种界限”是要害。在同志看来，“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西安还是延安？”不懂得划清这种界限，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正如他指出的，的官僚主义和干部偶尔会犯的官僚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我们不是从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在党护党的立场上，辩证分析我们党员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而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一无是处，那就完全站在了党的对立面，成了一种资敌行为。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一班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高度的自觉。

　　同志写《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时候，中国已走向成熟，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形成了一整套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这十二条方法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方式。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虽然我们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志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历久弥新，对于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学习掌握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作者为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