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王辉来自广东，育有两女一儿，但子女的收入只够应付自己小家庭的生活开支，他不得不靠打工来增加收入，负担自己和老伴的生活开支及医药费用，经熟人介绍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干起了保安；

　　63岁的黄英“上有老下有小”，在河南老家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刚上大学的女儿每年支出也不少，她不得不到大城市打工挣钱，目前在干钟点工；

　　63岁的陈军跟随儿子一家从浙江小县城来到上海，为了给儿子的小家庭减轻点经济负担，他在一家饭店做起了勤杂工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许多低龄老人（6069岁）因种种原因，虽然到了退休年龄，却仍然选择工作为家庭“撑起半边天”。可对于他们来说，要找到一份工作尤其是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即使找到了一份工作，可能也会因其法律意识薄弱或一些工作的临时性，导致职业保障力度不足。

　　王辉的两个女儿都已成家，儿子目前靠打零工养活自己。为了不给子女增加负担，他前几年经人介绍到邻村的工厂做保安，生活勉强能够维持。

　　“年轻时有年轻时的困难，老了有老了的难处。”王辉说，之前自己靠种地和打零工将儿女抚养长大，并没有留下多少积蓄，如今年纪大了，可以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但对于其生活开支而言远远不够。

　　随着年龄增长，王辉的老伴出现了脑梗、“三高”等问题，需要定期治疗用药，他有了新的经济负担。此外，前几年因为老房子破败，王辉还借钱盖了新房子，至今尚未还清借款，他只能趁着还有力气拼命找活干。

　　黄英本来有些积蓄，可儿子去年成家，按照老家风俗，儿子结婚的彩礼、婚房、宴请都需要男方支付。为此，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黄英还有一个女儿，今年刚上大学，学费也是一大笔支出，她不得不外出打工。

　　陈军的儿子几年前考上了上海一所高校，后在上海成家立业，一家人拿出全部积蓄，才支付了一套“老破小”房子的首付。陈军本来和老伴来忙照料孙子，看到儿子家每月支出那么高、房贷压力这么大，他立即去附近一家饭店干起了勤杂工。

　　“孩子经济负担重，我趁着现在身体还不错，出来干活给他们分担一部分，不然心里也过意不去。”陈军说。

　　这样的老年人不在少数。2023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选取106名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调研，结果显示79.1%的受访者有“再就业的意愿”。当被问及“再就业的主要目的”时，“增加收入、补贴家用”的占75.2%，“保持精神和身体上的活力”的占42.9%，“填补时间空白、充实生活”的占42.9%，“实现自我价值、发挥余热”的占14.3%。此外，当被问及“健康状况如何”时，75.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健康”和“比较健康”。

　　上述调研结果同时显示，老年群体再就业存在缺乏职业技能培训机会、技能知识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择业范围狭窄等问题，亟待各方关注和协调解决。

　　多名受访老人对此表示深有同感。记者在北京、上海、河南等地采访了65名年龄超过60岁的劳动者，近八成受访者认为“就业岗位受限（比如仅有保洁保安等岗位）”，四成受访者认为“薪酬低于同岗位年轻人”，认为“技能过时”的超过三成，认为“薪酬较低”的也有四成左右。

　　有受访者提出，他们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年龄壁垒”是其面临的最大考验，他们能做的工作大多只限于一些“辛苦活”，比如洗碗工、餐厅服务员、保洁员、保安、护工等，就业岗位相对较为狭窄；即使能在有限的工作里做选择，他们也常常因“高龄”而被拒之门外。

　　“我以前干过很多零工，比如水电工、建筑搬运工等，后来年纪大了，很多工厂和工地不接受60岁以上的人，如果没有熟人介绍，很难有活干。”王辉说，可近年来即使是熟人介绍的零工也不稳定，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过”。

　　3年前，有人介绍他去一家物流公司做保安，他这才算找到了一份比较靠谱的工作。每天日夜交叉轮班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有3650元的收入。

　　昼夜颠倒的节奏把王辉的身体熬出了问题。近期他总感觉头晕眼花，在家人的劝说下去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才发现患有脑膜瘤、冠心病、萎缩性胃炎等7项病症。现在，他不仅担心治病费用问题，还担心因为生病而失去工作和收入。

　　“去了很多家政机构，对方听说我快60岁了，直接就说年纪太大不合适，并且就算他们收了我，雇主那边也可能因为我年纪大而不满意。”屡屡碰壁后，黄英尝试联系在广东的同乡。经同乡介绍，她才接到了第一份钟点工的工作，再通过雇主之间的介绍接到了更多的活。

　　陈军是高中学历，在同一批老人中“算是有文化的”，退休前在县城一家企业当办公室职员，退休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在餐馆负责洗菜、切菜、洗碗。

　　即使是杂活，也有年龄限制。陈军告诉记者，在找到这份工作前，他也曾应聘过其他餐厅的勤杂工、工厂的保安等工作，都因年龄问题碰壁。

　　无奈之下，在这家餐厅应聘时被问及年龄，陈军含糊地说50多岁，试岗两天后，老板认为陈军符合岗位要求，决定聘用他。可在进行身份证信息登记时，他谎报年龄的事儿被“戳破”了。

　　记者查阅招聘网站信息发现，诸如服务员、后厨、配菜、打包等餐饮业职工招聘，不论是酒店宾馆或是私家饭馆，大多要求应聘者年龄在55岁以下，或直接写明“年轻些的优先”。在诸如工地搬运工、保安等职位招聘信息里，大多要求应聘者年龄应当低于60周岁。

　　“招聘时肯定有一道年龄的坎。在能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当然希望越年轻的越好。”陈军所在饭店老板刘博告诉记者，像陈军这样在应聘时谎报年龄的老人不在少数。“对一些不太重的活，我如果觉得这个人干得合适，即使发现谎报年龄还是会留下。但对一些比较重的活，肯定要限制年龄的。”

　　“我们工地顶多会让50岁出头的工人继续干，如果到了60岁，除非是技术工，否则肯定不会接受。”在北京招工的包工头王谦告诉记者，工地上的体力活对年纪较大的老人而言具有一定危险性，为了保证用工安全，他们会在年龄上做严格的限制。

　　对于银发求职者而言，找到工作尚且不易，找到能保障自身权益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王辉入职物流公司后不久，遇到公司裁员降本。第一批先裁岁数大的，当时公司领导说只留两个保安，剩下的都得走。由于王辉是本地人，干活踏实，幸运地留了下来，另外3名外地的和他年纪差不多的都被辞退了。

　　王辉介绍，入职时他们没有与公司签订合同，也没有约定工期，只是经熟人介绍“有一份活先干着”，被辞退的工友也没有得到赔偿金。

　　“很多人也想不到向公司索要赔偿，往往都是自认倒霉。后来有熟人提醒，工友们才意识到原来可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王辉说，最后经协商，厂里给了他们每人一个月的工资当作赔偿，1名工友选择“拿钱走人”，另外两名到劳动部门投诉，希望得到多一点赔偿，可由于入职时他们只与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维权之路并不容易。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在用工期间，雇用方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存在因年龄产生的区别对待。

　　“在我们厂里，年纪大的和年轻员工结算工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王生在广东经营一家食品包装厂，在厂里，55岁以上年纪的工人是按件结算，而年轻人则是按天结算。按照做食品装盒这一工序的流水线工人来算，年轻人按时结算，每天做满12小时，一个小时是13元。但对于做同一工作的老人来说，他们按件结算，装满30个一版的产品计一件，一件的工钱是2毛钱。

　　“总体来说，厂里的年轻人比老人每个月多挣1000多元。”王生告诉记者，在这些手工类流水线工作中，年龄大的劳动者计件、年轻人计时的结算方式在当地工厂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对于老人的劳动能力，他们并不会有一对一的衡量，多是一概而论。

　　在上海经营饭馆的刘博也承认，年轻员工与老年员工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像我们饭店的服务员岗位工资会比勤杂工高，他们还有一些提成，一个月能够挣到六七千元。”刘博坦言，诸如服务员的职位并不会考虑雇用年纪大的人，在形象、待人接物以及一些点评软件的使用上，年纪大的人可能无法胜任，所以通常会安排年纪大的求职者做一些后厨、勤杂工作，这些工作的工资肯定不如服务员高。

　　“事实上，在用工稳定性方面，老人比年轻人强得多。”刘博说，“饭店这些年走了不少年轻人，他们中很多人觉得自己年轻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店里现在的老员工其实基本是年纪大的，他们干得比较踏实。”

　　对于陈军而言，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纳自己“一把年纪”又不会随意裁员的雇主实属难得，“我们也知道自己肯定没有年轻人头脑灵活身体好，现在这份工作也是我能力范围内能做的，希望能一直干下去吧”。OB视讯app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老年人再就业中，在寻求就业机会时主要依赖传统的熟人推荐，缺乏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就业信息平台，他们难以获取多元化的职位信息。寻找工作时受年龄、健康状况及技能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在求职过程中往往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接受相对不利的条件，以“补贴家用”的心态从事体力劳动、服务性岗位或临时性的零工工作。

　　在记者采访的65名老年人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当前“没有针对老年人就业的招聘渠道”。一位受访者直言：“老年人再就业的最大难题是无法获得有效的就业信息，不知道如何去寻找合适的工作。”

　　10月21日，在民政部召开的“民政这五年”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廖明介绍，在促进老有所为方面，民政部积极保障老年人劳动就业创业权益，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扩大“银龄行动”规模和影响，引导广大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在受访专家看来，让老年技能人才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以返聘、顾问、监督等形式，在生产、制造、服务需要的各个环节对年轻人进行“传”“帮”“带”，既是实现产业技能和经验有效传承和积极创新的基础，也能从精神上帮助这些老年人树立具体目标，保持活力，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重提升。

　　“很多老年人在身体、智力方面完全具备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的条件，甚至在管理经验等方面占有优势，因此超过退休年龄人员也是有价值的人力资源。”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孙鹏说，“银发族”和青年人的职场定位不同，青年人处于创新性、高强度、高成长的发展赛道，“银发族”处于重经验、难度低、重复度高的成熟赛道，构不成绝对的竞争关系，可以各取所长、有效互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建议，以企业为对象，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补贴、奖励等，鼓励企业在岗位劳动强度允许的情况下，扩大低龄老人岗位供给，挖掘低龄老年群体劳动潜力，提高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关部门要健全老年人再就业服务、保障体系，尝试打破老年人求职市场的信息壁垒，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

　　“同时，要充分尊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通过专业培训、就业指导等方式，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时代变化，提升其社会参与度。要在法律法规层面上保障老年群体就业权利，如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再就业制度，增加关于就业权利年龄上限的制度安排，完善老年就业职业保险制度等，允许老年人在合理评估自身情况的基础上，有选择工作与否的自由。”范围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处蔬菜基地，其员工主要是乡镇的低龄老人。该基地负责人介绍，鉴于基地位于乡镇地区，且当前多数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基地内年轻员工数量极为有限，仅有两人。为了维持基地的正常运营，基地对员工年龄结构进行了改变尝试，“效果不错，不仅为老人们提供了贴补家用的机会，还确保了他们在农忙季节能够灵活调整时间，兼顾自家的农事活动”。

　　对此，受访专家认为，在某些年轻人不愿或较少从事的行业，比如餐饮、家政等，鼓励和允许更加吃苦耐劳、韧性十足的适龄老年群体入职，给予他们更多的制度保障和人文关怀，既能缓解该部分老年群体的生活经济压力，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能借他们的劳动和拼搏精神，给年轻人树立精神榜样和追赶目标，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劳动最光荣”的美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