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讨厌别人叫我畅销书作家了。什么百万级畅销书作家、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很烦这样的说法。怎么没人说曹雪芹是畅销书作家？鲁迅，也没有人称他是畅销书作家吧？现在很多畅销的，可能就是八流作品，不值得一看的。”

　　2023年9月24日，岳南来到郑州，在陪同他去仓库签书的路上，岳南和我们聊起他的人生经历，他这样说起畅销，让身为出版社编辑、对畅销书趋之若鹜的我们一时内心翻滚，口中讷讷——我们跳不出当下，只看重眼前实利，而他的坐标是百年，是千年，是漫长的文学史与文化史。

　　不屑于畅销，却把自己给写畅销了。在世俗的成功面前，岳南倒是清醒。他说这话的底气是，皇皇二百余万字的三卷本《南渡北归》，自出版以来荣获《》2011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冠，以及其他诸多奖项，好评如潮，连续畅销十余年，至今已在海内外销售一百二十余万套，并且还在以每年约十万套OB视讯的速度持续影响着社会各界读者。

　　不了解岳南的人，听他讲话，会惊诧于他身上那种飓风闪电般摧枯拉朽的蛮荒之气，那种野蛮生长、不管不顾的蓬勃心力。他怎么想就怎么说，自在跳脱，大开大合，尽显性情。那种斩截，那种通透与豁亮，是他做人的高度，也是他做事的效率。他可能是“天下第一快人”——现代版的快意恩仇录中第一人。

　　与不爱被提及的颇具含“金”量的“畅销书作家”“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名号比起来，岳南在意的是有“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这样的身份。这代表他成长的履迹，也是对他所做工作的学术价值的认可。

　　在《南渡北归》于海内外爆火之后，岳南并未止步。2016年7月，四十九万字的《那时的先生》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7年9月，一百一十万字的《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022年7月，六十七万字的《岳南大中华史：从北京猿人、三星堆到清东陵》（以下简称《岳南大中华史》）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3年8月，三百余万字的《考古中国》（全十一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岳南的写作计划已经排到十年以后，即七十多岁的时候。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令人震惊。他的血性和元气似乎从没有被世事消磨过，他身上绝无他这个年龄的人常见的那种衰颓之气。

　　1979年夏，岳南毕业于山东诸城第五中学，报考诸城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当地人特别是岳南生长的地方——贾悦公社河西拐庄大队社员们的眼中非常伟大，列入了号称中国顶尖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诸师大”。因为只要入了这所学校的门，一辈子的铁饭碗就算是保住了。遗憾的是，因为偏科，数理化成绩不好，岳南名落孙山，只能回家种地。那是前途茫茫，看不到出路的两年。为抒发郁积在心中的闷气，岳南拜河西拐庄第三生产队的王丙超、王忠华为老师，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主要工作是用小推车把猪屎推到坡地里），晚上就在一个用来摊煎饼的“挂屋子”里读书写作。那时流行的《苦菜花》《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还有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成为他爱不释手的读物。1980年，社会各阶层的冰雪开始融化，文学焕发了青春并显示出一股巨大的情感和社会力量，伤痕文学兴起，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岳南邀集村里的几个回乡学生如胡德华、张玉合、王作香、王金全等创办了“钻天杨”文学社，通过邮局订购了河南的《牡丹》、云南的《个旧文艺》、青海的《瀚海潮》、山西的《名作欣赏》、北京的《十月》等刊物。那是岳南从一个封闭的乡村窥视世界的窗口，更是他生命中感知的一缕清风。

　　两年时间里岳南不断地往国家级、省级、市级报刊以及《诸城文艺》、诸城广播站等投稿，大小共投了一百多篇，有报道、通讯，也有小说、散文和诗歌，还有一部自编的幼儿课本。每一篇，都是他走向世界的渴望。为了写作，他经常熬到深夜。昏暗的灯火，庄稼地的虫鸣，陪伴岳南度过一个又一个寂寞而饥渴的夜晚。很多个深夜，和他一起看书写作的“钻天杨”文学社的一位女社员在灯下睡着了，他便唤醒她，送她回家后自己回到屋内借着昏暗的灯光继续写作。两年下来，所写的稿件有近百万字。岳南在种地的间隙，请自己的小学与初中老师冯照德先生指导，复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到八里地外的诸城五中，找自己的语文老师薄维荣、房克华等先生，以及刚从诸城师范毕业到五中任教的青年诗人刘锡深老师指点。然而，那些投到全国各地的稿件，不要说国家级或省级了，连最基层的乡级广播站都没有采用过一篇。就像一块石头投到无底的黑洞里，没有得到半点回音。梦想与苦闷交织在一起，在岳南心中不住地翻腾。

　　1981年底，命运出现一丝转机。武警临沂地区边防部队来到岳南所在的诸城县贾悦人民公社征兵，岳南有幸被选中，自此“投锄从戎”，在贾悦饭店大院穿上并不合身的宽大绿军装，在诸城五中女同学、时在贾悦饭店当服务员的张淑芹含笑祝福下，登上一辆敞篷汽车来到日照边防局受训，之后被分派到臧家荒边防派出所当了一名战士。

　　1981年11月，军训结束，岳南正式成为一名战士后，在日照县烈士公园拍摄了第一张戎装照片（王善良 供图）

　　岳南说，离开家乡的那天记忆特别深刻，心情也很复杂，而记忆最深的是如何处理自己的手稿。辛辛苦苦写了一堆稿子，其中包括两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岳南想起古代有焚稿明志的故事，而在家乡，烧纸被看作不祥的兆头。怎么办呢？进退思考间，突然听到猪的叫声，看到猪以头撞护栏的身影，岳南遂灵机一动，把几十万字的文稿卷成一卷扔进了猪圈。看着猪嗷嗷啃毁的那些纸页，岳南心里一半是痛楚，一半是痛快。那是决绝的告别，是在布满荆棘的文学之路上充满痛感的新生，是他内心的凤凰涅槃。

　　岳南没舍得扔的是高中课本，他用一个小包袱裹着带到了部队。从日照边防局大院的新兵集训，到黄海岸边的臧家荒派出所，训练、站岗、放哨、巡逻，在紧张的部队生活中，岳南一边温习高中课本，一边继续写些新闻与文学类稿件。觉得质量高点的，他便请当时的边防局打字员高冠兴班长和办公室主任韩玺光首长指点，后来又给整编后的刘长青大队长看并听取意见；有感觉更好点的，就寄给诸城师范学校文学名家王野的得意弟子，任教五中的语文老师、当时已转入诸城县文化馆任文学创作员的王良瑛老师（后任《山东文学》社长兼主编）指点、修改。他经常回忆起薄维荣老师在诸城五中时对自己语重心长的鼓励：“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坚持走下去，必定能成！” 1982年，政治部干事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全国震动，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播出、上映这一小说或小说改编的各种剧目，李存葆的声名一时间如日中天，无人堪与匹敌。许多人开始模仿李氏之作，一时涌现出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李荐葆”。有一天晚上，办公室主任韩玺光看了岳南的一篇新作后，借着酒劲儿拍着岳南的肩膀兴奋地说：“这篇东西不错，进步很大。小岳，好好写，我就不信你写不出花环，成不了李存葆……”

　　岳南说，韩主任的话是对他莫大的爱护和鼓励。李存葆后来到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两年，岳南也有幸考入同校同系就读，成了同门。

　　功夫不负有心人，继1983年春报考武警部队专科学校落榜后，岳南于1984年春再度应考，以临沂地区支队第六名的成绩，幸运地进入武警济南指挥学校学习。这年夏天，岳南创作了十四行诗歌《我与祖国》，通过学校教员王传波和武警山东总队宣传处干事黄先进二人，推荐给《人民武警报》副刊编辑曹宇翔，并于8月1日建军节在《人民武警报》副刊发表：

　　这首诗的发表，意味着苦苦创作五年之久的岳南在文学道路上取得了零的突破。这也是当时武警济南指挥学校三百名学员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当天上午校方正组织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活动，校长李焕良（后为武警山东总队副总队长）看到自己手下的兵嘎子创作的诗，印在《人民武警报》上成了铅字，很是激动，当场托着报纸登上演讲台，面对全体教职员和学员高声说：“同志们，我也上台为大家献个节目，我要朗诵一首诗。”接着抑扬顿挫地朗诵完后，李校长说：“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我们六区队的学员岳玉明同志（岳南，原名岳玉明）。”全场哄然。岳南则低下头，满脸通红，汗流浃背，不敢仰视。李校长对岳南及其创作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后，又说：“让武警总部首长看一看我们的学员不仅武功练得好，文功也练得不一般，我们学校是一所为国家培养文武全才的学校。”活动结束后，岳南一个人悄悄来到校外的七里山松树林，想着刚才的场景，热血沸腾，感动加激动，不觉流下了热泪。

　　1984年，岳南（二排左一）与武警山东总队教导大队（同年改建为武警济南指挥学校）二十二班战友毕业留念

　　岳南毕业回原部队后，在写作上受到众多首长和战友的鼓励，当时武警临沂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王延胜和武警日照县大队的刘长青大队长对他期望最殷，鼓励最大。岳南很快又在《前卫报》发表了诗歌《甬道》《荷花与藕》等作品，年底因多次发表作品而荣立三等功。当支队政治处王延胜副主任把总政治部颁发的军功章挂在岳南胸前时，他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觉得以前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985年5月，在王传波、黄先进等干事的竭力推荐下，岳南被总队政治部首长张玉堂、黄鸿翔当作“人才”调到武警山东总部政治部电视新闻报道组任专职干事。自此，采访、写作成了岳南的日常工作，爱好与职业融为一体，这是他最感幸福的事。随着读书增多，眼界不断开阔，岳南写作水平也水涨船高。他所写的稿件和拍摄的片子，开始源源不断地在报刊发表，在广播电视上播出。

　　做了四年新闻干事后，1989年9月，二十七岁的岳南考上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文学创作专业，自济南来到首都北京，成为班里的五十名学员之一。

　　说起走进这所学校对自己人生的影响，岳南说，那就犹如历经了一场“核裂变”。当时的系主任是王愿坚（后来的主任是著名诗人峭岩），副主任是刘大为、张学恒，教员是朱向前、黄宪国、张志忠、刘毅然等老师，都是文学美术界的名人。同学中当时成名或后来成名的也不少，如阎连科、徐贵祥、张惠生、徐宝琪、王久辛、陈怀国、石钟山、蒲苇、赵琪、薛晓康、殷石、屈原、肖思科、梁祖国、阮晓星、王秋燕、曹宇翔、居然、何三坡、严立群、胡学庆、李金芳（海狼，佛门法号老莲）、高今（高伟宁）、戴宏、晨曦（王洪曦）等，都是一时之俊杰。在军艺上课的第一天，系主任（也是班主任）、著名作家王愿坚将军站在讲台上对全体学员说道：“你们是从全军选拔上来的优等生。今天坐在这儿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王愿坚是山东诸城人，和岳南是同乡，他的短篇小说《党费》《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以及改编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草》等，是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史上的名作，影响深远。王愿坚的话犹如一把火，点燃了岳南的心，他有懵懂混沌之中突然被擦亮之感，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岳南感到了自己的重大使命与责任。——在此之前，他没有把自己当回事过，以为自己就是可有可无的渣滓和丑八怪一样的存在，卑微、寒酸，如同一只昼伏夜出的蟑螂或老鼠，谁都可以踹两脚。但是从这一刻起，他突然觉得高大而巍巍然起来，再也不能妄自菲薄了。

　　1990年的“五一”假期，一个扬州的文友到北京看望岳南，他带她到昌平十三陵游览。面对十三陵的胜景，特别是看到埋葬明代万历帝后的定陵地宫后，岳南在深受震撼的同时，也感到十分好奇。参观完毕，站在定陵地下玄宫的入口处，岳南久久不愿离开，他想，这么庞大的一座陵墓，修建、埋葬、发掘，这期间该有多少传奇故事啊，如果把定陵的修建、入葬、发掘以及陵墓主人的传奇故事写出来，至少可以写三万字，如果找一家地摊文学刊物发出来，按千字三十元的稿费标准，自己可以拿到九百块钱稿费。当时岳南和同学们周末节假日在魏公村胡老板的饭馆聚餐，五十块钱就可以吃一桌。九百块钱可以吃上二十桌次了，这是一笔多么诱人的巨款啊。

　　斯蒂芬·金说过：欲望就是才华。你只要有欲望，你一定有才华。一般人的智商、情商差距并不是很大。当然，欲望的本质差别巨大，且有天壤之别。原是奔着九百元的稿费而来，当岳南接触了当年的考古队队长及发掘队队员后，方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浅薄无知，太不把这座恢宏的陵园、地宫主人以及田野考古发掘这门科学当一回事了。进一步说，面对这么一个具有厚重历史与锋利现实意义的题材，竟准备以烂白菜价格处理掉，这是何等的幼稚与无礼。自此，岳南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题材，并在采访的基础上恶补明史与田野考古等知识，穷尽心力、智慧与才学进入访问、考察、研究与写作之中，以期写出与这个题材的分量相称的优秀作品。他和考古学家、当年的定陵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其昌及其夫人杨仕成了莫逆之交，同时达成协议，由岳南与杨仕共同创作这部纪实文学作品。

　　1990年底，三十多万字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以下简称《风雪定陵》）杀青。全书熔考古、历史与纪实文学于一炉，全景式、多侧面反映定陵发掘过程，不仅披露定陵地下玄宫洞开的详细经过、帝后棺椁及陪葬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解读和还原与万历皇帝有关的明末历史，揭示明朝走向没落直至朝政崩塌的必然趋势。就这部作品的风格而言，它既不同于枯燥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文学，这是岳南走向考古文学创作的开始，也是这一文体的滥觞。正如后来评论家单占生所言：“岳南为考古文学这一文体的出现和繁荣，做出了开拓性与开创性贡献。”

　　1991年，《风雪定陵》在文艺出版社出版，旋即在文学界与历史考古界引起轰动，作品一印再印，很快印到七万册。1996年该书在台湾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荣登《》1996年十大好书排行榜第一名，后又荣获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之冠。由于深受这本书的影响，1997年专程从台湾赴大陆到定陵参观访问者竟高达三十多万人。此后该书多个版本在业界问世，总销量达七十多万册，且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好评，前后有七家影视公司、多位制片人包括香港导演王家卫，都派人与岳南联系改编拍摄影视剧之事。

　　在写作《风雪定陵》之初，岳南就因这一独特题材引起了黄宪国老师的关注。黄老师认为考古、历史与纪实文学相结合的写作手法，是一条独特可行的写作之路，鼓励他好好写，并亲自给文艺出版社推荐书稿。到了1991年春毕业实习之际，黄老师又对岳南说：“陕西临潼的兵马俑与军队装备和生活更贴近，是纪实文学的好题材，你再去写一写兵马俑吧。”岳南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寒假回山东老家过了一个短暂的春节后，于大年初四大雪纷飞之际，辗转踏上了通往西安的火车。这一年，岳南二十九岁。

　　当时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是兵马俑考古发掘队队长袁仲一先生，他见岳南穿着军装，拿着军艺文学系的介绍信，不远千里，于寒风瑟瑟中来到秦俑馆采访，有点吃惊。他对岳南说：“秦始皇兵马俑自1974年发现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差不多有两万个记者来到这里采访报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驻西安记者站的王兆麟、孟西安两位都常驻在这里，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记者，都来写过，你还要写，这个……”

　　面对馆长质疑的目光，岳南意识到对方不太了解军艺这所学校的学员，更不了解自己——因为自己确实没有拿得出手、叫得响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打退堂鼓的理由。岳南想起著名军旅作家、新疆军区创作室创作员周涛，于20世纪80年代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诗《伊犁河，我常常怀念你》，这首诗发表后引起轰动，随后有很多文学青年和作家、诗人来到新疆考察、描写、讴歌这条河，有记者问周涛对此有何感想，周答：即使全世界的人来写伊犁河我也不怕，因为伊犁河是属于我的。

　　岳南借周涛的话对袁馆长说：“不要说两万人写过兵马俑，即使有两百万人、全世界的人都来写兵马俑，我也不怕，因为兵马俑是我的。”

　　这话让饱经风霜、阅人无数的袁馆长愣住了，岳南眼瞅着袁馆长手举的烟卷抖了一下，一截烟灰飘落到地上。二人相视而笑。袁馆长痛快地说：“那就好，既如此，你就在这儿住下吧，需要什么，我们配合你。”岳南便在博物馆里一间暂时闲置的女职工宿舍住了下来。

　　岳南早出晚归，在博物馆，临潼西杨村、下和村，西安城，半坡遗址博物馆，西安市公安局等地来回穿梭，访问兵马俑的发现、发掘者。他的艺术才华和追根溯源、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后来的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王学理先生，王先生把他知道的一切，以及自己在“将军俑头案”中的冤情如实相告，使岳南笔下的记述成为描写这一案件经过的权威史料。之后，屈鸿钧、程学华、刘占成、郑安庆等在各种大小案件中受冤屈的人物，都一一向岳南倾诉了自己的经历与情感。岳南在倾听的同时心灵受到很大震撼，决定把这一切写出来，给后人留下几个伤痛的时代烙印。那时的博物馆四周是荒山野地，生活很不方便，岳南时常为找不到一点水来洗脸而烦恼，有好多个停水又停电的夜晚，他闷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因为不能及时整理采访笔记而烦躁不安。最终，他以五大本笔记、一纸箱资料的收获返回北京。

　　当时同学们回原部队实习还没有回来，只有岳南一人住在清冷的宿舍，倒是省去了许多烦扰。在埋头读了两个月的相关书籍与资料后，岳南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他以浸透自己心血的笔墨，全景展现秦始皇陵兵马俑被发现、发掘的详细过程，以及相关部门和管理者对兵马俑的保护兼涉各利益方的恩怨纠葛；同时通过对兵马俑等文物背景的分析，再现秦始皇及其臣僚、妃嫔的跌宕命运，探析大秦帝国的荣辱兴衰和秦始皇一生的是非功过。最值得称赞、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岳南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历史隧道的纵深，以犀利的眼光探寻在公元前几百年左右的历史间隙，在地球的东西方相继出现的四个伟大的帝国和雄主，这便是在欧洲乃至亚洲大陆掀起滔天巨浪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迦太基的一代霸主汉尼拔、金色罗马时代的悲剧英雄恺撒大帝、号称千古一帝的大秦帝国的秦始皇帝。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群星闪耀、帝国争雄的时代，仅就军事装备、战略、战术以及排兵布阵的阵法、战法与参战人数而言，东西方竟有许多神奇的相似之处。当年汉尼拔指挥不足五万人的军队与九万罗马大军对阵，汉尼拔以斜楔阵法的布局和重装骑兵的排山倒海之术，从两面出击。罗马军阵的中央被击穿，两翼被汉尼拔的骑兵包围扫荡，罗马大军当场阵亡七万人，其余全部被俘——这便是千古留名的典型的以少胜多的坎尼战役，汉尼拔因此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不朽声名。据后世军事家研究，坎尼战役完全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军阵阵法的西方版本，亦即秦俑军阵阵法在西方战役中的具体实践和运用。东西方在这一历史时间长廊形成的相同、相通的战略战术，给后世军事家留下无尽的思索和回味。

　　尽管东西方相继出现的四大帝国没有轮流交手的机会OB视讯，但就诸方面的实力和势力论，在历史长河这短暂的瞬间它们是并驾齐驱的，像天河中耀眼的巨星，同样辉煌壮丽，光彩照人。当历史的潮头奔腾到20世纪秦兵马俑出土的时候，人们蓦然回首，那三个在世界版图上伟大古老的帝国早已流星般陨落，留下的只是历史的陈迹和传说。

　　1993年，岳南（左）与当年打井发现兵马俑的成员之一杨志发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岳南以五十余万字的厚重篇幅，写成《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记》（以下简称《复活的军团》），融可读性、思想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盘点秦帝国走向鼎盛的艰难和为此付出的艰辛悲苦，展现兵马俑的铮铮铁骨作为一个民族坚毅的性格与永恒的图腾，全面叙述了兵马俑这个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前世与今生。他的书写不负初心，正是“这个兵马俑就是我的”那种豪情与自信的佐证。

　　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学理收到岳南刚付梓的《复活的军团》后，高度评价：作者能独辟蹊径，对秦俑的发现、发掘、建馆、展出、接待、社会反响、陵园布局，以及这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存在的问题等等，都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作者把散见的、未见的、鲜为人知的一件件事情经过取舍，巧妙安排，做到环环相扣而又有机地联系。平凡事故事化，赋予趣味，引人入胜，是岳南的作品让人竞读为快的原因之一。

　　王学理说出了岳南考古文学的特色，那也是岳南不可替代的优势。文学上的阅读与训练，让岳南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深谙叙事技巧，能以生动的描述还原考古现场；而他对历史与考古的痴迷，让他愿意长时间扑下身子到考古现场穷理尽微地探索，以及“兵马俑就是我的”那种舍我其谁的胆识与气魄，让他披荆斩棘，开疆拓土，奔向一个个考古现场，深挖不止。全面的深度的采访，资料的详尽搜集、打捞、细读与研究比较，对王朝兴替、个人成败得失的认识，这些水融于一体，成就了独属于他的考古文学。

　　《风雪定陵》与《复活的军团》的成功，让岳南明确了自己写作的路径，找到了自己深耕的领域：熔考古发掘与史海钩沉于一炉，以文物考古、历史和纪实文学相结合，展现中华文明的神秘灿烂，让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现场大白于天下。岳南通过记述重大考古发现去追索那一历史阶段的人与事、得与失，让后人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这一路径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主张是相通的。陈寅恪平生所愿是写一部《中国通史》或《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岳南想尽一切方法尽可能地向先生的思想和学术理论靠近，这是他写作的志向和目标。

　　正是这样的投入与热爱，这样心心念念的全身心交付，让岳南在这个领域策马奔腾，一骑绝尘。岳南紧接着又完成了《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现世记》（与商成勇合著）、《西汉孤魂：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记》、《日暮皇陵：清东陵地宫珍宝被盗记》、《寻找祖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记》、《越国之殇：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绝代兵圣：银雀山〈孙子兵法〉破译记》、《旷世绝响：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记》、《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从“北京人”一直写到民国时期被盗掘的清东陵。十一部作品，组成沉甸甸的“考古中国”系列。

　　2003年春天，岳南赴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采访完毕，又来到成都的省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访问当年考古队的发掘人王有朋、赵殿增、陈德安等。一切顺利结束后，他一个人来到省博物馆大门外露天广场喝茶，在嘈杂的人流和“摆长城”的吆五喝六声中，他的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触动。突然间，他感到上帝在叩响自己的额头，一个声音在召唤他：“到李庄去，去李庄！”这个声音仿佛一道闪电闪过，又如一声惊雷倏然炸响，推动着他去行动。第二天一早，他便从成都坐上了去李庄的公共汽车。

　　去李庄，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指引，也是灵感的鬼使神差，是山重水复之后的水到渠成，是岳南前世今生的必然使命。

　　此前，岳南在田野考古工地采访中，经常问考古学家们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一个器物为何这样命名？一个头骨如何断定男女老幼？考古学家们告诉他，前辈老师当年是如何教的，后来如何在实践中被一次次证明的云云。岳南便问老师是谁，于是听到了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尹焕章、尹达、郭宝钧、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甚至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等一串大名鼎鼎人物的名字。提得多了，不免要查一查这些前辈老师的事功与资料，于是他知道了全面抗战的八年里，这批人物在四川宜宾李庄镇坚持学术研究六年的历史与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也想不到，时隔多年的四川之行，自己脑海里竟突然蹦出要到李庄看一看的想法。

　　因对路况不熟，岳南购了到南溪县的车票，摇晃了几个小时下车后，方知南溪在长江北，李庄在长江南，且李庄已不属于如今的南溪县管辖，而划归宜宾市翠屏区了。无奈，他只得在南溪住一夜，第二天坐轮渡到李庄。

　　李庄并不是岳南原来想象中的村庄，而是川南一座古老的重镇，位于宜宾市下游十九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有“九宫十八庙”之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包括大中学师生南迁避难。1941年，由于昆明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流亡到昆明的学术教育机构奉命迁徙，傅斯年率领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陶孟和率领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李济率领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率领的中国营造学社，以及中国通讯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等共一万两千余人由昆明流亡到“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宜宾李庄，继续从事研究和教育事业。李庄这座古镇也随之声名鹊起，从原来的“找不到”，一下成为抗战时期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岳南在李庄小巷子中的青石板路上走着，一幢幢房屋仍是几十年前的形貌，那一片片特有的卷曲状的青瓦一眼望不到尽头，砖石结构的院墙虽经百年风雨剥蚀却仍高大巍峨，透着古镇厚重的文化与久远的历史，令人肃然起敬。

　　李庄栗峰山庄——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图书馆与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居所（梁思成 摄）

　　岳南一路打听到镇政府，向办公人员说明情况，得到了镇党委书记孙远宾和镇长毛霄的支持，他们派出李庄文化研究专家左照环先生陪同岳南在当地走访并做翻译工作（岳南说的山东话当地人听不懂，反之亦然）。短短的几天里，岳南参观了当年流亡此地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李庄镇郊外的上坝月亮田，以及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居住的地方。登上离镇政府五公里的栗峰山庄，他瞻仰了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办公居住处，以及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夏鼐等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他还在镇内外走访了同济大学校总部禹王宫，师生上课、居住的祖师殿、东岳庙等庙宇会馆，以及当年同济师生体育锻炼的操场甚至男女生在长江游泳的岸迹。在追寻先贤遗迹、瞻仰大师遗风的过程中，岳南亦经常到当地乡贤士绅家中听他们讲述当年与流亡到此处的“下江人”交往的逸闻趣事。一时间，先生们的音容笑貌都涌现在眼前，一桩桩陈年往事敲击着他的心房。在受到深深的震撼与感动的同时，岳南想，应该写一部书，表达对这些先生的追思与纪念，也让后人记住这个战时“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回到北京，岳南在隐居的十三陵北新村把三星堆之发现、发掘的书稿完成之后，于当年10月又专程来到李庄，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走访和资料搜集工作。他找到镇郊一个种猪配种繁殖场住下来，此时报上已有李庄要发展旅游的呼声，种猪场老板见繁殖生意寡淡，便把种猪迁出几头，腾出几间房屋加以粉刷布置，以住宿费每人每日十元的价格开始接待旅客。当时岳南是李庄唯一的外来客，毫无悬念地住进了种猪场。

　　种猪场离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居住的上坝月亮田较近，四周围着一片片稻田，只有一条小路通往镇里，因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听不到嘈杂的人声，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好处所。白天，岳南用双眼和双脚体察丈量李庄的每一寸土地，与男女老幼特别是当年与流亡而来的大师有交往的当地士绅名流以及他们的后辈人物倾心交谈，夜晚回到住地，猪食、猪粪和猪的鼻息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不时传来，与夜的气息混合在一起，他沉浸其中却又浑然不觉。有时忽然想起身处的环境，与当年烽火连天、书剑飘零的岁月中放置在李庄镇羊街八号李济等人的书桌相比较，觉得种猪场房间的这一桌一床已是难得。他走在院外的田野上，静夜中仰望天空，面对繁星密布的苍穹，如康德所说“心中充满敬畏”。岳南如置身于抗战硝烟中奔走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师之中，与大师们的仰卧叹息与悲喜歌哭息息相通，“大师在我头顶，也在我心中”。

　　遥想二十多年前，在山东诸城家乡，岳南把那难以发表的几十万字的文稿喂了猪，现在身处种猪繁殖场，置于抗战的故事情节之中，他笔尖流淌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变成铅字印在一本厚重的大书里，这种价值感与使命感，促使他内心的思考深沉而持久，内心的道德法则不断升华，直至把自己融入那段史诗般的岁月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之中。

　　岳南（右二）重返李庄，拜访当年陪他一起采访的李庄研究专家左照环先生（左一）并表示感谢

　　一个月后，岳南返回北京，继续查阅相关资料并访问当年流亡李庄的大师后人，如梁思成、林徽因的后人梁再冰、梁从诫，李济之子李光谟，夏鼐之女夏晓琴，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以及儿子逯若亮等。之后到南京访问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以及曾昭燏、游寿等女先生的同事，探寻消失的历史之谜。同时写信托台北的朋友代为访问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董敏，以及石璋如的儿子石磊，李霖灿的儿子李在中等相关人物。第二年春、夏，岳南又两次赴李庄，把种猪场当作抗战时期的沙家浜长期住了下来，继续对先生们的过往与流传的故事进行采访与探寻。

　　抗战时期的李庄，人口凋敝，地方偏僻，生活艰苦，缺医少药，非战斗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李济的两个爱女分别病逝于昆明和李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夫人沈性仁，以及梁思成夫人林徽因，连同梁思成胞弟、哈佛大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位真正学习考古的才子”梁思永，都因严重的肺结核差点丧命，全家也因此陷入贫困交加的险境不能自拔。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冬天只能穿双草鞋上学，满脚被冻出脓疮，久治不愈，只能咬牙挺着……令岳南深受震撼的是，即使在如此艰苦险恶的情形下，流亡李庄的知识分子包括很多大师级人物，仍咬紧牙关与祖国休戚与共，在各自领域坚持学术研究和创造，矢志追求真理，展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风骨。正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桑迪亚哥的独白：“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理想和信念。当年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夫妇以及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曾来到李庄考察，并与傅斯年、李济、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有接触，也多有感慨，他们从流亡李庄这批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不屈的精神和不灭的火种，预感到无论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中国一定能在最后一刻取得胜利。这种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光，而他们创造的学术业绩，如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董作宾的《殷历谱》，马学良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霖灿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等等，皆被视为人类文化历史学术的结晶，是永久镶嵌在民族记忆中的璀璨亮色。

　　正是缘于这种心灵震撼，岳南觉得，去搜寻他们的足迹，记录和整理这一批大师的故事，以表彰吾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的使命和责任，否则对不起这个民族曾经的苦难。此后，岳南又一次次奔赴湖南、云南、台湾等多地探寻访问，查证资料档案，很快完成了《南渡北归》的先声之作——近四十万字的《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以下简称《李庄往事》）并予以出版。这本书后来更名为《那时的先生》，多次再版，在读者中引起持久的反响。

　　《李庄往事》出版后，引起了读者和影视界的关注，著名制片人罗浩曾一度想将其改编成电视剧，然因诸多原因只能暂时搁浅。岳南没有就此止步或停笔，随着采访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新的内容。2011年，《南渡北归》三部曲以简体与繁体的形式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面世。

　　从第一次踏上李庄的土地动了写作的念头开始，到《南渡北归》书稿完成出版，人间已辗转过去八度春秋。八个春秋寒暑使岳南付出了巨大心血，也赢得了巨大声名，《》评其为2011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好书冠军，并谓“展示了全球华人的软实力及不断向上的力量”。《南渡北归》在海内外华人圈反响之大、影响之深远，以及受追捧、欢迎的程度，出乎岳南本人和出版方的意料。初版刚一上市，记者与读者蜂拥而至，各种采访、邀约演讲、问候兼及洽谈合作，使岳南难以招架，平时不怎么见人说话的他，一个月后声带嘶哑，竟说不出话，不得不到医院采取吃药兼雾化治疗。

　　由于《李庄往事》和《南渡北归》的出版，岳南被宜宾市翠屏区政府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中国李庄文化研究院顾问”等称号，岳南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荣誉之一。遥想2003年春天，到李庄的游客只有岳南一人，而二十年后的今天，每年到李庄旅行、参观、走访的游客已突破百万人次，令人惊叹。不能不说，其中有岳南不可磨灭的功劳。

　　《南渡北归》获得巨大声誉后，常常有人好奇岳南写了几年，他只是平静地吐出两个字：八年。语气间，仿佛那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数字，是一段他早已忘却的时光。

　　其实那八年，是岳南人生中颇为艰难的日子。他从自己供职的杂志社辞职，一个人背着铺盖卷儿来到昌平十三陵区的北新村，在一个农家院落住下来，悄无声息地开始“前途未卜”的漫长的专职写作生涯。当时除了不稳定的稿费收入，并无别的进项，孩子还在读书，大额房贷还需要月供，经济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从不对朋友或亲戚说这些，只是默不作声咬牙坚持，直到八年过后《南渡北归》出版，有了相对较理想的版税收入，他的经济状况才渐趋好转。每当有记者问及这八年他是如何挺过来的，对生活有何感想时，岳南总是一笑置之，说，与《南渡北归》里写到的西南联大时期的大师们艰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境界比起来，自己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心理学家认为，人和人之间一个巨大的区别，是精神力量的区别。精神力量体现着一个人精神生命强韧的程度。岳南的气度会让你觉得，凡是爱说写作的苦与累的作家，都不是大作家，也不可能是好作家。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2021年和2022年，《岳南大中华史》平装、精装两个版本先后问世，又一次在社会各界掀起波澜。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中国历史，尽管叙述方法、角度、内容等有所不同，但多是以论带史，纸上来纸上去。《岳南大中华史》的创新和突破在于，通过一百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用出土的遗迹、遗物和有形物质透射出的文化信息，推断和验证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来龙去脉，探析中国历史长河中隐含的生命延续密码。岳南在数万个考古遗址、墓葬中，着重选择十二个最为重大、最有代表性的遗迹与陵寝，连同数十个在学术上同样重要的小型遗址及相关遗物，按其相互关联的程度，组织、连接，于考古碎片中重新构建和书写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史诗，以“考古物证—史料典籍—发现、发掘故事”三者融会贯通的写作格局，让读者进入古今同框、远古与现代相互交替的空间，窥探人类生活的痕迹与演化过程。

　　因为这部书的价值与分量，它两次走进俞敏洪、董宇辉的“东方甄选”直播间，被推介给几千万网友粉丝，深受好评和追捧。

　　时至今日，岳南出版过的作品已有三十多部，近千万字。这个惊人的体量背后，是他更加惊人和庞大的阅读体量。三年前的世界读书日，有记者采访岳南，请他谈谈阅读以及如何由阅读转化为创作的心得，岳南说：写这些书，最关键的是大量的阅读准备，是资料的收集，史料的分析、研究与比较，是对相关人物的采访，是一次次重走历史故地，用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眼睛与灵魂去体察，深入其中，看见历史，也看到现在与未来。

　　岳南以自己正在做的一个专题为例：他想书写1935年由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国立戏剧学校，这个学校在大陆共存在了十四年，其间经历抗战烽火的洗礼，培养戏剧人才一千多人，有的卓然成家。要撰写这段历史，他读了相关的大量人物传记、戏剧故事集以及论文等。仅此一个主题，他读了多少种书呢？按照他电脑上记录的来算，到现在已经读了五百九十二部。

　　谈到读书的方法，岳南的心得是，大量的泛读是基础，然后要找到必须精读细读的书，还有相关的研究资料集，许多线索都在其中，有的人和事写得比较隐晦、含糊，需要停下来仔细琢磨推敲，且要根据当时的情景思考、推理，要站在当事人双方的立场和地位以及环境上加以思考、比较，从中会悟到一些文字间看不到的东西。

　　除了“功利性”的读书方法，岳南也非常看重非功利性的读书方法，那是真正的阅读要达到的境界：从字里行间读出味道，读出智慧，读出作者真正要表达和传达的一种精神——这就要看个人的眼力和思力了。

　　岳南喜欢提及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中的一句话：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能力。于岳南而言，那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自己赢得和找到的自由空间、自由气息和自由呼吸。

　　因工作关系，笔者在与岳南的交往和聊天中，感觉岳南和民国时代的“大炮”傅斯年大同小异，粗壮的身子，耳大面方，红光满脸，经常大汗淋漓，走起路来一摇三晃。言谈举止，永远能量满格，一往直前，毫无顾忌，仿佛从未经历过生活的鞭打，仿佛一直是生活的宠儿——其实，岳南只是把自己活成了那样。他说过，他的心是铁打的也是面条做的，既有刚硬的一面，也有软弱泪崩的瞬间。岳南推崇傅斯年，也坚信傅斯年说过的人生哲语：“凡办一事，先骑上虎背，自然成功。”于岳南而言，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是命运的恩典、自我的成全，但前提是先要不惧风险地主动去做，并有始有终。

　　据最新消息，岳南将应邀赴河南安阳殷墟采访，撰写一部关于殷墟王陵、甲骨文、青铜器等发现、发掘的纪实文学作品，此一举动引起了考古界、文学界与出版界的期待和瞩目。沉寂了四年的岳南肩负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双重使命，踏着先贤足迹再赴殷墟访问求索，并立志为读者奉献一部厚重大作。

　　永远不藏不掖。永远嗓门响亮。永远能量充沛。永远一派天真，却又世情练达。走近作家岳南，会刷新你对文人的认识，这是一位不带一丝矫情的作家，一位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特立独行的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吾爱吾庐，这正是岳南一生写作的主题，也是岳南的本色。

　　（原文《岳南：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刊于《名人传记》2024年第1期 文/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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