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到了2002年，其间贾平凹的创作已风起云涌，火遍海内外，正如有人所说：“贾平凹是那里的一个巨大的存在，他的存在盖过了那座古城许多不算小的存在”

　　这时，我慢慢被刺激到了，不由焦虑起来，也后悔了，同时又很茫然和苦恼，为何任由别家出版社一部部出版他的长篇，而我却无动于衷呢？我感觉自己太在乎贾平凹身不由己而“软心肠”了，作为朋友可以也应该理解他的难处，作为一个编辑，也许不该如此“仁慈”，这么无尽头的等候对出版社并无意义。著名作家毛姆曾说：心软和不好意思只会杀死自己。此时想起此话不由产生无限共情。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于是后来，我就隔三岔五地给他去电话，询问长篇的创作情况。

　　早些时候我就听他说正在写一部叫《病相报告》的长篇小说，写完准备交给我们出版社。年底，他来电话说《病相报告》已写得差不多了。我知道这部长篇写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感觉很不错，所以很高兴，心头炽热，且充满胜算。

　　不料第二年1月，形势突变，贾平凹本来三天两头有电话联系，商量我何时去西安取稿，还说到时他会去接机。一个星期后，他来电话声调不对了，甚至说“如果机票没买就不要买了，不必来西安了——”

　　我大惊，就怕生变，但就是怕啥来啥呀。OB视讯我毫不犹豫，向社领导汇报后赶紧买了机票飞去西安。贾平凹没来接机，出口处有个人手举着写我名字的纸牌，我走上前去，这人热情地说：“是上海的陈先法老师吧？我是贾老师朋友，贾老师很忙，让我来接你。”

　　到西安后才知，贾平凹的《病相报告》行情看涨，已有十来家出版社在争抢书稿，弄得贾平头转向。这种状况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一次几家出版社为争夺贾平凹同一部书稿，各派出“红粉”编辑前来西安打攻心战，其中两个女编辑在西安不期而遇，但贾平凹却不知怎样才不得罪两位美人，六神无主之余，就想了个招，出门看第一辆汽车牌号的尾数，单数给这家，双数给那家；或者，用扔硬币来决定书稿给谁，正面给这家，反面给那家——结果还是一头雾水，无所适从。

　　晚上，贾平凹来酒店看我。一见面，他握着我的手一脸苦笑，无奈地叹息。他从包里取出一张薄薄的美文杂志社300格的稿纸，递给我。我接过一看，只见在反面写着一段文字：

　　我写一部作品并不容易，而且年近五十。作品交给谁，谁应对我有一种责任。我的作品常常被误解，以正视听，既引导阅读又不要恶炒是最重要的。XXXXX（略，某出版社名）除了底数15万外，应允积极举荐，参加茅盾奖或正确阅读，XX（略，某杂志社名）更是如此，组织正经文评家写大块文章，那么，上文社能否做到？有能力做到？这是我最为关心的。因为我不能牺牲我而去迁就。

　　我不由一愣。显然，这些文字是写给我们出版社领导看的。但那时别的出版社还等在西安要他稿子，我不便当场打电话回去请示领导。可我又不能在平凹面前表现出丝毫的犹豫不决。我出门前领导关照我务必要把贾平凹的这部书稿带回，我既相信我们出版社的实力和能量，相信社领导会理解贾平凹的这些想法和要求，至于承诺的举措自会有的，自会让作者满意；同时我又相信平凹这部书稿的质量和价值。

　　所以，我对平凹明确说：“你放心，你所说的这些别人家的举措我们社也会有的，而且只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同时，我又说起我与他多年的交往和情意，可说是打感情牌，说：“我们早已有约在先，这部长篇你还好意思给别人吗？你当时的承诺呢？我们的约定呢？——”

　　贾平凹眉心紧锁，嘴角翕动，一副苦楚难言相。我说：“平凹，你心里有啥话尽管说吧，我们之间还有啥不能说的？”我盯着他。他沉默片刻，说：“那年我《废都》出版后，第一个写文章批判的是你们的（略）——后来，我看到你们社就有点——”

　　“心里就有点障碍？就紧张？害怕？”我明白了他的顾虑，马上宽慰他说：“平凹，这是两回事，你放心吧，我这次来见你、取稿，是现在领导全力支持的，也是我的要求，如我不带你书稿回去就没法向社领导交代了——”我掏心掏肺。

　　贾平凹脸露笑容，似乎释然了，不过此时他喉结滚动了一下，似乎仍不放心地说：他纸上写的那些别家出版社承诺的条件，不光印数和版税，还有在宣传、研讨等方面好多吸引他的地方——

　　我理解，再次明确告诉他：“你尽管放心，你还不了解我们社吗？只会做得更好。”还软中带硬地说，“你这部书稿不给我，我就不回上海了，你忍心吗？”

　　此时，窗外的阳光已西斜，一抹晚霞投射进来。贾平凹说：走，我带你吃羊肉泡馍去。

　　一家小饭馆里，热气腾腾。服务员认识贾平凹，热情地把我们带进一个小包间。羊肉汤和馍上来后，一股羊肉的香味突然钻进鼻孔。我第一次去西安时平凹就请我过吃羊肉泡馍，知道吃法，把馍掰碎后放在羊肉汤里。没想到，正说着，吃着，门外进来了北京两家出版社的女编辑，一在边上——

　　为了拿到贾平凹的长篇，我先斩后奏了，但当天晚上，我还是在酒店给出版社领导打电话汇报了与贾平凹见面的情况，社领导同意我与贾平凹所说，让我一定要拿到这部书稿。

　　在西安的三天里，我几乎没上大街过一次，除了与贾平凹死缠硬磨，就是寝食难安地在酒店等他电话或人来。直到第三天傍晚，贾平凹来酒店看我。我给他拿出准备好的两份出版合同，摆在他面前桌上。他笑笑，笑得有点狡黠和耐人寻味，我不明就里，好在他没再蹙额叹息说“哎呀”啥的。他让我把他要求的起印数和版税率的条款加进合同里。我暗喜，这条款我昨晚给社领导的电话里请示时得到过同意，所以当即在两份合同上都填上了。他看过露出欣慰笑容，表示满意，就接过我手里的笔，在两份合同上分别签了姓名和日期，然后，从鼓鼓囔囔的包里取出两本《病相报告》打印文稿递给我。我接过稿子，多日的焦虑、不安，此时终于尘埃落定，烟消云散，我顿时一阵轻松，暗暗呼了口气。

　　我想，既然是作者的要求，而且是他一贯的做法，再说《收获》是全国最有影响的老牌文学刊物，让他们先发造点影响也无妨，想来社领导也不会介意，况且退一步讲，社里如介意，他能同意吗？所以，我同意了。

　　1、从收获那儿取小样，以小样为准。这就需要弄清收获的出版日期。一定要出书在刊物后，否则事情就弄坏了。收获程永新电话：手机（略），（略）办

　　我看过后说可以，便把纸收起来。平凹脸上绽放出轻松欣喜的笑容，拉着我又去吃了顿羊肉泡馍，我这次才感觉到，馍和羊肉汤浸入嘴里后，味道是那么的浓郁和鲜美。

　　第二天一早，当地数家媒体闻讯赶来酒店，想堵我打探书稿争夺战中是如何胜出的……我不敢得意而忘乎所以，唯恐出啥幺蛾子，节外生枝，赶紧整理完行李，拖着行李箱，悄悄避开了媒体，匆匆去了机场。

　　我兴致勃勃地把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病相报告》书稿带回出版社，向时任总编辑的陈保评汇报了情况。他虽对《收获》先发表有点遗憾，但也能理解，所以很为得到贾平凹书稿的出版权而满意。

　　该书出版一方面要保证其市场，更重要的是要确立文学的品位。为了能正确引导阅读和出版宣传，在该书出版前后，出版社要组织严肃的评论家写大块文章引导阅读，或召开研讨会，而不是让书看作不严肃的炒作，以免误导读者，降低文学品位。在此期间，作者可做积极配合。

　　《病相报告》在“收获”第三期发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书必须在刊物发表之后，不得提前。出版稿以发表稿为准。不得违约。

　　我把这两份补充协议都交给了总编辑陈保平，他看后都签署了。我便把其中一份寄给了贾平凹。

　　您走后，我们去了石家庄办画展，回来又召开了杂志举办的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大赛，忙得一塌糊涂。其间，程永新又来过一次，他作为大赛十四个评委之一，将《病相报告》有关错别字又当面校了一遍，亦反复强调了出版社一定要出版在刊物后，并问“先法未给我电话”，是否稿子交给了他OB视讯。所以，您可以给程永新电话，问问情况。力争合作得很好。也在前一星期，作家社张懿玲连续来了三次电话，向我抗议，说是看了文学报上的报道，她要找上海文艺社赔偿她的损失，说我曾给她写过草议。我猛的才记得以前与她写过一个纸条的。张虽与我也是朋友，但她真的是生了气。

　　另，寄来一个人对我的采访，主要谈了对我上个世纪90年以来的作品阅读问题，我也谈了多少年来想说的话。此文您可拿到“文学报”先发一发（最好全文），然后附在《病相报告》后边。程永新说，他还要和我做个2万字的访谈。如果将来他的访谈能完成，或比这一个还好，咱们可以在书后附时替换这个，若不如这个，就用这个。总之，书后要附一个的。而出书前则一定在“文学报”上发发，引起读者的注意。

　　贾平凹十分注重《病相报告》先在《收获》发表，然后出书。我们当然尊重他的意见。《收获》是双月刊，每逢单月15日出版，也就是刊发《病相报告》的《收获》第三期会在5月10日出版。鉴于此，社里考虑决定我们务必抓紧时间，书在5月中旬出版，与《收获》出版时间不能间隔过长，不然市场会受到影响。因此，社领导对编辑、美术、出版、发行等部门都作了部署，要求有条不紊认真做好各个环节工作。

　　书稿我读完了，写了三页纸的审稿意见，充分肯定了其思想意义、社会价值和艺术特色。

　　《病相报告》写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展示了社会的病相、人性的复杂。主人公胡方和江岚恋爱于延安边区文工团，后来胡方去了陕南游击队，历经战事。不久传来他牺牲的消息，他们的爱情也就阴差阳错，江岚嫁给了别人，胡方迫于无奈也先后与两个女子结婚。胡方转业后两人意外重逢，于是爱情之火又熊熊燃烧。胡方在陕南游击队时曾被军队俘虏，后虽逃脱，但从此留下历史污点，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均遭冲击，受捕入狱、劳改、进牛棚。于是他们的爱情历经坎坷和磨难。胡方最终得到，他们在试图使灵与肉真正相融之时，死亡之神带走了胡方。

　　男女主人公用他们一生的苦难、苍凉完成了一个凄美的爱情，这如污泥塘里开出了绚丽的莲。这在日益世俗化的今天，有点让人难以理解。贾平凹自己说，他将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写出梗概后，去迪厅找一些时兴的小女人，并特意接触一些可以随时将女人带回家来的单身贵族，这些人听他讲述这对人物的爱情故事，感动得眼圈都红了，难以有爱、纯真的爱情在冰与火的煎熬下实现着崇高。所以，他在《后记》中说：“过去的年代爱是难以做的，现在的做却难以有爱。”这就是作者通过小说要报告的事：胡方和江岚的爱情之所以是苦难的，是因为时代病了，社会病了，而数十年的中国，各个时期有着各个不同的病。这其实也是对爱情在商品大潮中的失落与畸形变态的批判。

　　小说的形式是传统式的、平实的，而作品境界上是现代的、人类的写法。人生的苍凉，故事的浑然，留给读者的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曾经的苦难的咀嚼和对生命之花绚丽的赞歌。

　　书稿很快通过了三审。这时，《收获》的程永新（时任副主编）把他们排版的《病相报告》的校样交换来了，在《收获》的一张便笺上写道：“先法兄，奉上老贾稿子，随后附后记及一篇访谈录。出书日期不要早于5月10日前，要不，我在杂志社就不能交代了。程永新 于即日”

　　因贾平凹给我说过多次，所以，程永新的关照我很理解。出版社决定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在5月中旬出书。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转眼到了4月中，《收获》在媒体上发布了第三期的目录，头条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病相报告》。敏感的媒体记者感觉到又起风波了，之前他们曾采访过我或从别的渠道获知，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发生过多家出版社的抢稿大战，硝烟四起，最终由我们出版社胜出，期间是如何不容易，“此书得来费功夫”。出版社得到书稿后肯定在埋头制作，哪想书未出《收获》先发表了，这让出版社情何以堪？这不是期刊与出版社在争抢畅销书的跑道吗？这让人感觉到出版社遭遇了“出版风波”。期刊与出版社争抢畅销书跑道日益白热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眼下的热门话题，于是，一些报纸上刺人眼球的标题、文章由此轮番出现。

　　2002年4月18日，上海《新闻晨报》记者徐颖撰文《期刊与畅销书争抢跑道，作家被迫成夹板》，其中说：“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家原创作品在出书之前，可以在杂志上发表……在家家都寻觅好书稿，而好书稿总是有限的今天，作家尤其是那些书市上叫座的作家，他们的书稿自然成了抢手货。但这种激烈的竞争在让作家成为受益者的同时，也把作家变成了夹板人。以贾平凹的《病相报告》为例，当时参与竞夺的有不下10家出版社。在同等优惠的出版条件下，作家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诸如朋友交情及其他种种，最终贾平凹以12%的版税和首印数15万册的条件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签下了出版合同。但为了求得平衡，同时答应将《病相报告》的首发权交给《收获》。但此作法也直接引爆了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尽管被抢走了部分市场份额，但出版方面称，图书自有它的魅力。上海文艺出版社表示，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优秀的装帧推出《病相报告》，他们对该书的发行仍然充满信心。”

　　4月25日，《文学报》记者李凌俊、实习生边颖撰文报道《病相报告遭遇“风波”》：“……面对日渐激烈的竞争，期刊和出版社之间在思考着如何应对的问题。程永新说，作品先在期刊上发表是惯例，出版社在这方面应该加快整个出版的运作，尽量缩短和期刊之间的出版时间差。”文末引用了我接受采访时说的话：“竞争是正常的。只有激烈的竞争，才能推动出版事业的繁荣……面对未来巨大的竞争，今后考虑问题会更周密、出版速度会更快。”

　　其实，媒体一开始把这事炒得沸沸扬扬，到后来日渐平息，我的心里一直是平静的，因为深知并理解这一切。

　　5月20日左右，我们的书顺利出版了。市场反响如预期之中的爆棚。本地和外地多家媒体轮番轰炸式采访报道。那阵子我的电话被打爆了。

　　一家媒体发文《爱情病了——病相报告新鲜出炉》：“被称为文坛奇才、怪才、鬼才，其作品一再使文坛大地震的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病相报告》新鲜出炉。烽烟四起的抢稿大战已使这部小说炙手可热，现在正式出版绝对不可不看……”

　　“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按照贾平凹的观点，‘爱情是一种病’，病根却在社会，而且沉疴已久……”

　　6月，出版社拟邀请贾平凹来上海，配合新书出版举办几场签售并与读者见面。我给他打电话，他满口允诺。

　　一个周六上午，正是上海黄梅天后期，整个城市闷热难当的季节。我去虹桥国际几场接机。出口处，只见贾平凹一脸疲惫地走出来，他说自己昨晚只睡了四个小时。我很诧异，明知今天要来上海，怎么还那么晚睡觉呢？他说：看球呗，而且是带着任务看球，因为他为西安的《华商报》开了一个名为“观看世界杯”的专栏，看完比赛后晚上写球评，直到凌晨才睡下，大清早又不得不起床，赶往离家很远的机场，千里迢迢来到上海，他说幸好这两天没有球赛。原来他也是球迷。

　　入住酒店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这次来上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噗嗤”笑了，说：“你这次来就是为《病相报告》签名售书的，怎么能不告诉任何人呢？看来，你昨晚真没睡好。”他一脸苦笑。真是个戏剧式的开场。

　　午饭后我让他浅浅睡了个午觉，然后按活动安排陪他去书城签售。这是他自创作以来第一次来上海与读者见面及签售，所以场面十分火爆。据《文学报》记者后来撰文报道说：

　　……下午，上海书城的二楼早已挤得水泄不通，毕竟这是贾平凹第一次在上海签名售书，从各地赶来的读者很早就在那里等候。贾平凹已经到了书城，却被工作人员请到了六楼，那里早就摆好了笔墨，他欣然提笔写下了“读书是福”的条幅。

　　两点整，贾平凹来到签名售书的现场，等候许久的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签名售书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少读者还带来了自己珍藏的贾平凹的作品，要求签名。其中最让贾平凹吃惊的是一位读者拿出的小册子《平娃》，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他说连他自己家都没有了这本书，此刻却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不经意地与它重逢，一时间感慨万千。

　　有读者还与贾平凹探讨起了《病相报告》中人物最终的命运，认为结局太过悲伤，读者的善良和较真让一向不苟言笑的贾平凹也不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闻讯赶来的读者越来越多，原定的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面对如此热情的读者，贾平凹只得忍住烟瘾，打了半个小时的“加时赛”。直到最后，书城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一再通知广播停止签名售书的消息。据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中，光《病相报告》就签售了两百多本。

　　记者在现场看到，贾平凹离去多时后，还有晚到的读者不断向工作人员打听签名售书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感叹说，到这里来签名售书的人多了，这样的情景实在少见。

　　签售完毕，紧接着贾平凹又被媒体包围，害得烟瘾颇大的他只得一忍再忍。说到《病相报告》，他觉得这部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转折，不仅是写作手法上的转折，也是自己年满50岁时出版的一部作品，对他来说意义非凡。40岁以上的人对这本书都会有感触，他们不少人就是那样生活过来的。现在年轻人的爱情，肤浅得很，来得太容易，所以不会到刻骨铭心的地步，当然他不是全部否定。

　　有记者直率地提到有人对《病相报告》有不同看法，有争议。贾平凹坦言自己是一个不会讲话，不喜应酬的人，也不愿意处于媒体的聚光灯下，但偏偏自己的作品常常会引起这样那样的争议，对他来说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争议，也许对出版社来说，有争议，出新闻是好事，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话题和利润。但对他来说，争议却是灾难。《废都》对他的阴影十多年里一直难以摆脱。但是他对媒体的报道又无可奈何，所以，一般的采访他大部分拒绝。

　　第二天，我陪贾平凹去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的书展，与读者见面并签售。我接到贾平凹刚坐进出版社停在酒店门口的面包车，面包车发动的刹那，只见一个肩背挎包的年轻人倏地钻进了面包车后座，我们都吓了一跳，年轻人随即微笑着歉疚地说，他是某报的记者，想采访贾平凹，怕到现场后没机会，就蹭进车里了。贾平凹被他冲动的举动笑了，表示了宽容，接受了他的采访。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好多读者说，读过他的书，没见过他人，今天总算见到了。还有人说，听说他是陕西一宝……

　　媒体也蜂拥而至。各地多家报纸争相报道。《文汇报》发了记者陈熙涵对贾平凹的专访《我不会在一个巢里孵蛋》，让人对贾平凹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贾平凹把写作形容为和吃饭一样平常的事，但对读者和文学界来说，他作品风格之多变是出了名的。对此，贾平凹说：“我不会永远在一个巢里孵蛋，做好一个窝窝就要走了。有些作家成名时作品啥样后来还啥样，站在那儿不动。我内心的叛逆和颠覆性很强，哪怕头破血流先干了再说，写作品也一样，我不会在一个套路里没完没了。”……“吾本商山虎，静卧野草间。冷眼看世界，嚣声正撒欢。”面对《病相报告》引起的争议，贾平凹随口吟诵出的四句诗，足以概括他的不平静。“可能没有争议就不是贾平凹了”久而久之，批评成了贾平凹习以为常的“餐饭”。“但是我是从不参与文坛上热闹话题争论的，因为我口笨也没有自己的文学圈子，作家就是写自己的作品，过平常人的日子。”

　　也许因为生活在西北边地，贾平凹的作品很少涉及城市，但他毫不掩饰对上海的喜爱，到上海的第一天，他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了一晚上。他说：“我看橱窗，看脚下的路，看行人来来往往------还有就是看上海的朋友们。”看这些老朋友，好比“串门”常来常往有感情了，到哪里都记得的。

　　有人说：透过记者和“神情几乎木讷的贾平凹的这些对话，感觉到“那个哼唱着陕南民歌‘后院有株苦李子树’的贾平凹从书里走到了面前。”

　　贾平凹的这次上海之行很成功。《病相报告》的出版和宣传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效果。至此，围绕《病相报告》而起的抢稿大战、出版风波以及对小说的争论等等，逐渐烟消云散，归于平静。

　　送走贾平凹回西安后，我感觉仿佛已完成了许多年前曾与他的约定，给他出版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之后，再出版一本散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他送了我一本《病相报告》，在扉页上写了段如本文开头的“以文成友”的文字。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自此，我与贾平凹少有联系。后来渐渐基本上没事就不联系了，只顾忙其他编辑案头业务。我知道他还在乐此不疲地忙着书写，忙着创作。他已是文学高山，光芒照耀了整个中国文坛，还输出、影响了世界其他地方。看着他这些辉煌的文学成就，我时常默默地为他由衷高兴，由衷祝福，同时也深感欣喜和骄傲，因为我也曾给他编辑出版过书。虽这样，依然没事一般未与他有联系，怕打扰他。

　　一晃又多年过去了。2019年7月，文汇出版社长三角机构与上海三联书店合作，拟出版一套“行走文丛”，一共七本，其中一本是由杨海蒂选编的贾平凹的《脚客》。发稿前，文汇出版社长三角机构委托我与贾平凹联系，要签署图书出版合同。巧的是，那时我正听说贾平凹7月19日要来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参加一个会议，只住一晚，第二天会议结束后就离开。我想真是天助我也，好久未见还是挺想他的。可是我给他打了好几次手机都没打通，要么忙音要么没接，直到傍晚时才打通，问他大约几点到浦东干部学院。他说车在路上还没进上海，不知几点能到，也许要很晚了。我之所以这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女儿生日，家里要给她庆生。我对女儿说，今天只能对不起了，我不能在家，我要去见贾平凹。她和家人都理解，都知道我和贾平凹的关系。我晚上八点半时赶到浦东干部学院，但贾平凹还没到。九点半时，学院门房间外面站着几个大学生摸样的人，胸前挂着会议工作人员的牌子。他们告诉我，贾老师已到学院，住几号楼几号房。安保替我给贾平凹入住的房间打了电话，告诉我贾老师在房间里，让我进去，并给我指方向，从大楼那里走再往右走。

　　一栋楼前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桥上柔和的灯光下，我远远看见一幅剪影，桥栏杆上倚着一个人，在抽烟，烟火一明一暗。走上前一看果然是久未见面的贾平凹，他走出房间到桥上来等我。他一见到我笑得“呵呵呵”，一脸欣喜，眼含星光，一切都是熟悉的模样。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欢欣地说：先法到底是南方人，那么多年了，还是这样子，一点没变。我说：我老了，倒是你没啥变化。心里喜悦，说的都是真心话。进了他房间，他助理跟进来，见了我说贾老师一直说起你。他给我倒了杯茶。我坐在沙发上，与贾平凹久别重逢，相互看不够，脸上始终笑着，有喜悦又有感慨，如见暖阳。我没忘记正事，便从包里拿出两份出版合同，他知道情况，所以拿起茶几上的笔，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就签了。我们聊起往事，平凹不是时不时“呵呵呵”笑，说“是呀、是呀”，就是感叹道“哎呀，那么多年了……”在他浓重的陕西乡音里，我依然能感受到他内在鲜活又旺盛的生命能量。他的烟瘾仍很重，茶几上摆着两盒中华烟，一盒已空了，他从有烟的盒里取出一支递给我。我接过后说：那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影招待所，我给你抽中华烟，你把过滤嘴掐掉后再抽，我问你为啥，你说有过滤嘴的烟抽起来没劲。他忍不住又“呵呵呵”笑了，还是那种羞涩、内秀的神情，“是的、是的……”我看着合同上熟悉的他的签名，说：“你当年给我写了好多信哩，那些信现在还在。”他又止不住“呵呵呵”笑了：“是嘛。”眼里又溢出光来。我又说：“你还给我写过一幅字。”他也许后来墨字写多了，已记不清了，“哪幅字？”“那年我过西安，去见你，你就给我写了幅字：‘于古人书无不读 则天下大可为’。”他想起来了，说：“哎呀，那早了。”一声感叹，道尽了漫漫岁月，世事沧桑。“我书店的朋友帮我裱起来，放在一个大镜框里，一直挂在我家墙上呢。”我们又聊了许多往事，不知说到啥了，他沉吟了下，很认真又郑重地说：“先法，你什么时候再来西安，我来接待你！”

　　我心头不由自主一热。今天他的身份和影响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我从他明亮清澈的眼神和朴实的口吻里，明显感觉到了他的感慨、真诚和情意，心里泛起一阵涟漪，很感动，鼻子有点酸楚，说：好，我一定会去；我们再去看兵马俑、大雁塔，再去吃羊肉泡馍。他又“呵呵呵”笑了，眼神里忽闪出的光晶莹又温柔。

　　不负数十年的友情在此重逢，想说的话像扯线头般扯不完，但总有一别。离开时，我拿出手机让平凹的助理为我和平凹拍几张合影。与平凹交往数十年未好好拍过合影，今天的机会千载难逢，深感喜悦和有幸，值得珍藏。平凹助理拍完照片把手机递给我时悄声对我说：陈老师，贾老师平时太忙太累，许多事情身不由己，你啥时安排个时间让贾老师到南方来休息一阵子。我心领神会，马上说，好，没问题，我来安排。

　　平凹和他助理送我到楼下，穿过干部学院静谧的庭院，我们还絮絮叨叨说着话，月光洒在庭院的树间、小径、木桥上，像一汪清水般洁白干净，树摇影动。我几次让平凹留步，但他坚持要送我到大门口。大门口，我们紧紧握手告别，他再次叮嘱我：记着，来西安！我也再次点头应允。

　　我走出好远了，猜想他已回房间。可一回头，远远地看见他还站在浦东干部学院大门口的灯光下。这就是我的由作者成为朋友的贾平凹。

　　我一直记着平凹邀我再去西安、由他接待我的事，但后来我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所以没有再去西安。我通过文汇出版社长三角机构安排他第二年春天去苏州休憩数日，他也未能成行。我想，与贾平凹有过这么一段交集，我何时再去西安、甚至去不去西安、由不由他接待，或许已没有那么重要了。如人生旅行，不是为了终点的风景，重要的是旅途中所遇的风景和惊喜，而且让记住了，感觉到了这过程中的愉悦和意义。

　　英国女性作家伍尔芙说过一句经典语录：“记住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记住爱，记住阳光。”

　　是的，我会记住，在我的许多作者中，有一个生活在大西北曾是十三古都的长安，他叫贾平凹，我们因文成了朋友。每到此时，我便心生欣慰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