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柳青70年前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柳青家属以及相关研究者，从手迹、行文、内容等方面认真研读、仔细辨认，确定这部未被作家命名的长篇小说手稿为柳青所作。作品叙事相对完整，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审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火热生活的佳作，充分体现了柳青创作中一贯坚持的人民情感和家国情怀。

　　《人民文学》杂志于新年第一期头条刊登柳青的佚作《在旷野里》，新年新作，可以说是文艺界的一件大新闻，可喜可贺！

　　《在旷野里》是柳青的一部长篇小说佚作，写作时间是1953年3月初至10月7日，写作地点是陕西省长安县（现为西安市长安区）当年的干部疗养院常宁宫。这部作品未写完，也从未面世，至近期《人民文学》刊出，珍藏了70年。当初是柳青先生的大女儿刘可风把柳青这部长篇小说佚作手稿交给我的。

　　我在柳青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陕西省作协工作；2007年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我先后被选为副会长和会长。刘可风著的《柳青传》以及我和女儿邢之美合编的《柳青年谱》，2016年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研究柳青以及筹拍《柳青》纪录片、电影等原因，我与刘可风多有来往，她信任我。大约是2018年上半年，把这部手稿原稿交给我，让我研究，同时也想听听我的读后意见。为了仔细研究，我把柳青这部佚作手稿扫描了一份，又复印了一份，原稿送还刘可风。

　　刘可风很希望这部凝结着她父亲心血的作品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2019年7月11日，她给我发信，表明出版这部长篇佚作是她父亲柳青的心愿和遗嘱。信中说：“这本书稿他曾嘱托我在他离世后找机会出版。这也是他心血的结晶，不忍废弃的文字。这里包含着他的思想、情操，以及创作经历……他殷切的寄托和历历在目的眼神，更有那些滚烫的话语，至今显现在我的脑海中。”刘可风还谈到柳青对这部佚作的态度，“如果这本书稿他觉得写得不能出版，他会有表示，而正好相反，他十分肯定它对说明自己创作经历有意义。”刘可风还说，“这部小说如果出版，对柳青的文学世界的研究很有意义，也是文学界的期望。”

　　2019年7月27日，刘可风以微信形式给我发来她写的《未发表小说〈县委书记〉刊印后记》，此“后记”较为详细地说明了这部长篇小说佚作的一些情况。柳青原手稿没有书名，为了出版需要，刘可风给此书起了一个《县委书记》的书名。刘可风原文如下：

　　1978年的3月，父亲肺部感染了绿脓杆菌，精神状态让我们十分担忧。一天早晨，他对我说：“你回家，把我留有的文字全部拿来。”我取来时已过正午，窗外阳光灿烂，可高大的梧桐树遮蔽了全窗，屋里阴暗寒冷，也如我心境。

　　除了《创业史》的手稿我不用拿，其他的存留文字连一书包也装不满，他一份一份地看过，嘱咐几句，记得有两张纸上写了几行字，他撕了：“这个没用。”最后拿起的就是这部书稿，他一只手用力擎起，当另一只手来回抚摸时，眼光有着像对亲子的留恋和不舍缓缓说：“以后，以后……没用就毁了吧。”

　　与这部书稿相识以后，隔一段我就要翻看一阵，因为在阅读中能回忆和父亲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也可以在心中倾泻时势的酸甜苦辣。后来，在写父亲生平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曾在写《创业史》之前写过四十万字的东西，除了这七八万字保存完好，其他的已无踪影。我在1980年前后，几次访问曾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后调陕西戏剧家协会的金葳，他谈到1953年奉领导之命和柳青谈作品发表一事，他说柳青表示，因不满意自己的创作水平，已将成文焚烧。我推测成为灰烬的就是这本七八万字之外的那些文字。可见，他觉得这部书稿还有保留价值。

　　父亲一生关注现实生活，书写现实生活，他力求从现实生活中揭示一些问题。给人们启发、影响、引导和教育，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生活。

　　这部未发表的小说是写新中国建立最初两三年关中地区的一个故事。1952年父亲从北京初回陕西，就对当时的整党工作做了社会调查，而书中所写的治虫工作，他闲谈时提到过，我估计这里有他的亲身经历。特别是书中说县委朱书记在一项工作的初期要往先进的地方跑，及时总结经验和规律，然后就多往后进的地方跑，以便帮助后进，指导和改进全局工作。他说这是他的工作经验。

　　他随便翻开一页说：“我喜欢鲁迅书稿中娟秀的豆豆字。”我一看，他的稿中也是页页工整，一字一格的豆豆字。以后，这部书稿我从没有销毁的念头，舍不得。甚至翻动的时候也怕损坏它，我仿佛看见他坐在桌边认真地在写，也像在听他给我讲他动情的经历。我是想，如果我离世前它一直这样寂静地躺着，那我走时就带它走了，没想到，经历了几十年时政的变化，它虽然在艺术手法和反映及概括社会生活上并不突出，但能出版面世，给研究者提供片段的资料，实在是幸莫大耶！我真不知道怎样表达我对出版者和编辑的感激之情。我想，此稿面世，离去的父亲也一定会冥笑于天的。

　　后来，刘可风又将小说手稿录为电子版发给我。202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会同有关单位拟编《柳青全集》，邀请我做编委，我把柳青的这部未刊长篇小说的电子版发给李建军，李建军看后大为激赏，推荐给了《人民文学》杂志。柳青原手稿没有给作品起名字，“在旷野里”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个短语，也是一个意象，如小说写县委书记朱明山和县委副书记骑着两辆自行车，“在旷野上月牙照耀下的公路上飞奔”，“在渭河平原上的旷野里是这样令人迷恋”。“在旷野里”，有象征性，蕴含丰富，意味深长，有小说所写年代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也有相当的现代性。《人民文学》刊出作品前，李建军会同《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和我商讨，提议用“在旷野里”作为小说的名字，我们研究后赞同，遂定下此名。

　　《在旷野里》充分体现了柳青创作中一贯坚持的人民情感和家国情怀，他用艺术的笔墨描绘了人民群众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饱满的爱国热情，对刚刚到来的新社会满怀信心并充满希望。小说以生动的细节描写，把历史的重大转型形象化地呈现在乡村日常中，成功地塑造了新的历史时期一批基层领导干部形象。小说以鲜明的艺术形象肯定了调查研究、深入实际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对已经露头的和官僚主义问题正视并予以“警觉”。小说突出表达的，OB视讯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群众智慧，用生产、生活实际教育引导干部和农民跟上时代，创造未来。

　　《在旷野里》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即使如此，从小说中已经出场的17个人物和尚未出场的5个虚写人物来看，这是一部颇有规模的作品。小说前边单独引用了的一段话：“……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引文有点明主题的意味。

　　小说以陕西关中渭河两岸的一个县为描写对象，虽然小说中的人物也写到了地委一级，但主要是描写县委、县政府及县上一些部门的人物，也写到区、村的一些干部和群众。小说写的是1951年夏天的一个时段。小说第一节就浓墨重彩地渲染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特征：一列向前方开进的列车上，各种身份的乘客兴致勃勃地说着自己的事，更主要的是议论时事，他们对生活、对未来充满期望。百废待兴，未来可期，新县委书记上任。新的生活和新的工作“在旷野里”展开，各种矛盾、各种冲突也随之展开。

　　1953年写《在旷野里》时的柳青37岁，还是青年。从文学创作来看，青年柳青正处于思想最为敏锐也相当成熟的时期，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地雷》，出版了《种谷记》《铜墙铁壁》两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从作品可以看出，青年柳青对新中国就像他在小说开头写的那列火车上的乘客一样，无比热爱、满怀信心并充满期待。同时他具有青年的热情、敏锐和勤思，既表现出强烈的“时间开始了”的欣喜之情，也显示出他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锐气。

　　可以明显感到，这部未竟之作，与柳青另外三部长篇《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比较，有着更多柳青自己的影子。柳青写小说，特别强调小说的客观化、“对象化”，反复强调“用人物的角度写人物”。人物是人物，不能是作者自己，从小说艺术上来看，这是对的。所以，我们在《创业史》等作品中很少能明显地看到柳青本人的生活、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或者说，在他的小说中，很难看到他自己的身影。而这部《在旷野里》，细读之下，如果熟悉柳青，则可以看到，柳青的某些经历、工作经验乃至生命体验都熔铸在其中。

　　1960年夏天，在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左起：李准、王汶石、柳青、杜鹏程。资料图片

　　《在旷野里》主要情节是，县委书记朱明山刚刚到任，突然接报渭河两岸的产棉区普遍发现了严重的棉蚜虫害，需要及时治理。朱明山和县长梁斌研究之后，组织治虫工作队，分头带领县区干部到产棉区治杀棉蚜虫。在治虫工作展开过程中，朱明山和梁斌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以及领导方法。朱明山是工农出身、从陕北老区来的干部，梁斌是知识分子出身、干过地下工作的当地新区干部，小说通过两人无形的冲突以及其他干部的不同表现，写老区和新区的干部，在社会和生活环境变化之后，他们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的变与不变，他们的成长或蜕变，特别是他们面临的和存在的新的工作问题、生活问题和思想问题。

　　小说主人公、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说：“这个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伟大时代，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能有自己想不到的作为。”同时，面对新的社会改造和建设任务，一些领导干部的文化理论修养、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尚存在问题。县政府建设科长白生玉，是一个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的老革命，他说：“革命的饭总算吃下来了，建设的这碗饭，没文化没知识，恐怕不好吃。你看：光个治虫，不是硫磺合剂，就是‘鱼藤精’。春上我还在区上，合作社就给群众贷下来些什么‘赛力散’，干部也不懂，没给群众交代清楚，毒死几头牛，还毒死一个娃娃。”白生玉说到这里，好像犯了罪一样难过，然后痛苦地说：“大概检察署老何说对了：我们和陕北穿下来的粗蓝布衣裳一样，完成历史任务了。建设社会主义，看新起来的人了……”

　　小说对朱明山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听取专家和农民的意见，切合实际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是肯定的；对梁斌浮在表面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是以婉转方式讽刺和批评的。同时，对梁斌等干部一些贪图享受的生活态度和个别干部的权力膨胀行为也有揭示和批评。

　　小说显然融进了柳青当时在中央西北局党校调查研究的一些心得。柳青自述，1952年5月回到陕西后，“在西安，了解解放后三年来西北情况”，“住在西北党校一个半月”，“读过去的文件”，“了解整党学习情况，想写老干部的思想”。由于进行了这些深入的调查研究，柳青当时显然对陕北老区来的“老干部的思想”情况相当熟悉，对新区干部的思想情况也很熟悉，同时也熟悉党校的学习情况和思想提高工作。这样，他在《在旷野里》写新老干部的生活、思想以及心理活动，就能与人物对上号，有生活，有细节，有高度，还有像朱明山讲到的解决措施。可以看出，柳青对小说中写到的问题是熟悉的，对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清楚的OB视讯。

　　谈到新区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朱明山说：“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同志和新同志要求得宽一点嘛！”“他们没经过1942年和1943年整风的锻炼，也没经过1947年和1948年战争的考验。人家没经过，你和经过的同志一样要求，那就是不公平。”

　　这里所说的“1942年和1943年整风的锻炼”，柳青是亲身经历的，他对20世纪40年代延安解放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非常熟悉的。他在延安时，经历了1942年的“整风运动”，然后于1943年至1945年，深入到农村基层工作并锻炼。有了这段生活经历，他后来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柳青懂得“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和任务的艰巨，所以，他笔下的县委书记对组织部长的谈话，就非常中肯，意味深长。

　　小说最后写，由于朱明山的引导和开导，组织部长冯光祥思想上也有了觉悟和提高。

　　冯光祥骑在自行车上很懊悔地想起白生玉经常找他拉谈的情景：他没有像朱明山这样明确地帮助老白解自己思想上的疙瘩，反而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同情老白对梁斌的不满。想到治棉蚜虫的这些天他自己和县长不和谐的关系，冯光祥更被一种羞愧的感觉烧着脸——他不是像朱明山说的那样，不管县长的态度多么缺乏修养，自己都是从工作的利益出发积极提出改进的方法和他商量，而是抱成见的消极态度。作为县委的组织部长，冯光祥知道一个员和毛主席中间无论隔了多少层领导关系，思想总是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但是一个同志究竟接受了多少思想，就不光是从讨论会上的发言，更重要的是从对待实际问题的态度上测验。

　　柳青1952年回到陕西后，曾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近一年，所以他有在县委工作的实际经历和经验。刘可风所谈到的“在一项工作的初期要往先进的地方跑，及时总结经验和规律，然后就多往后进的地方跑，以便帮助后进，指导和改进全局工作”，就是属于柳青的“工作经验”，柳青用到《在旷野里》了。朱明山下乡治虫，用的就是这个“工作经验”，而且确实很有成效。

　　新的时代开始，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开始了，如何开始，怎样发展，喜与忧，爱与愁，各种滋味在心头。《在旷野里》除了写干部们的农村工作，也写了他们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其中，主人公朱明山的家庭就面临着问题。朱明山在陕北一个区当区委书记时，高生兰中学毕业后当了乡文书，“由于她那种生气勃勃的生活态度和工作精神，被提到区上当宣传委员”。她对朱明山，“惋惜他文化程度低。她向他学习，又帮助他学习”。在高生兰帮助之下，朱明山读完了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引起当时多少干部的惊奇”。是高生兰把朱明山“引进了新的世界”。“1947年的战争把他们分开了。朱明山参加了八百里秦川全部解放以前的每个大战役。”而高生兰则带着两个孩子，和她母亲一起逃难。“在战后满目凄凉的日子里，她又和母亲靠着政府给两个孩子可怜的十分有限的一点点好不容易运到陕北的粮食，度过陕北饥饿的1948年。她变成一个村妇，上山去挖野菜；她背着毛口袋，到乡镇上去卖她娘家的破烂；她有时带着小的孩子，到乡下的朱明山家里去糊几天口。”“特别使朱明山惋惜的是：她和书报绝了缘，而同针线和碗盏结了缘。朱明山在西安接待了她们大小四口不几天，就发现高生兰变得那么寒酸、小气、迟钝和没有理想。她在精神上和她母亲靠得近了，和她丈夫离得远了。”

　　小说中写高生兰的这段文字，是概要性的介绍，不长，但却有一种沉痛的今昔之叹和沧桑之感——关于战争与生活、爱情与婚姻、人生的聚与散、青春与生命的今与昔，读起来是那么真实和惊心动魄。小说在这里的书写，有柳青对生活的了解与观察，也有他自己的某些生命体验。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柳青去了东北大连，1948年10月他又回到陕北，直到1949年3月。在此期间，他一直在米脂乡下和家乡生活，一方面为后来写作《铜墙铁壁》搜集材料，另一方面也见到了家人和不少乡亲，他把这次回陕北的一些生活见闻与生命体验写到了《在旷野里》这部作品中。

　　小说中，朱明山对妻子一些损公肥私的行为非常不满。小说写高生兰，“她的苦难（这是十分令人同情的）一结束，新的世界使她头脑里滋生了安逸、享受和统治的欲望”。高生兰在朱明山工作的部队里管图书，不按时上下班，上班打毛衣，缝补小孩衣服；“她甚至不用手，而用下巴指使她的两个干部”。“人家对她提出了意见；她竟然给人家扣起‘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帽子”。面对妻子的这种变化，朱明山把妻子送到西北党校学习，希望她在党校能重新认识自己并有所提高。这些生动而有生活内容的描写，使《在旷野里》有了较为深广的生活面，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有了精神与情感的深度。

　　《在旷野里》创作于1953年，如果把这部作品放在写作它的那个时代，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它都是比较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深入研究这部作品，我们会发现它在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上的开拓性。

　　应该说，柳青最初写这部长篇小说时，是满怀信心并且充满激情的。因为，这是柳青长远打算、精心准备，于1952年5月底从北京回到陕西后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长篇小说。柳青在各方面的准备包括艺术构思显然绝非一日之功。写到近十万字（按稿纸页数计），小说的情节已充分展开，然而，小说的高潮似乎还没有出现，就被搁了下来，然后存起来。一直到了晚年，柳青卧病在床，自知来日无多，又让大女儿刘可风把这部手稿取出来，郑重托付给她。由此可见，柳青对这部作品的心心念念之情。

　　在2019年7月11日刘可风发给笔者的信中，除了谈到“这本书稿他（柳青）曾嘱托我在他离世后找机会出版”外，还重点谈到出版这部书稿的意义：一是“这本书是1952年柳青回到陕西，作了一段整党调研，又参与了实际工作后有感而发”，“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阶段”。二是在20世纪50年代《创业史》出版前，有人认为柳青“革命意志衰退，长时间写不出东西来”。“但实际情况是，写《创业史》之前，他一直在写作”，而且柳青“一生都在追求艺术手法和技巧的不断跨越，立志每写一部都比上一部高，不能在原有的水平上走来走去”。

　　《在旷野里》让柳青有所顾虑的一个原因，可能还在于这部小说写了朱明山对妻子高生兰心生不满，这在当年的创作中有点敏感。小说往后写，朱明山与高生兰夫妻俩的关系势必会产生新的矛盾，如何发展，是个问题。柳青写到这里，可能也心生顾虑，如何既能按照生活的逻辑写出真实的人性和生活，又能保持朱明山正面形象的光辉，需要认线月，已经从北京回到陕西，住在常宁宫写作《在旷野里》的柳青，“门对终南志比高，宅旁滈河人竞勤”（柳青给皇甫村新家写的对联）的柳青，远眺终南山，听着身旁滈河的涛声，面对旷野，他不能不有所思考。